公民公益事业在我国已酝酿多年。我国有大量的专家学者一直在大力呼吁推广这一事业。比如，有学者曾提出：市场经济推动了普通人更多的身份平等，这也使得公益慈善事业不仅仅是富人的专利，而是成为人人都能参与的全民公益。这种全民公益的实质就是公民公益，它强调普通的公民通过志愿行动来实现公共利益或者公共价值。他认为，公民公益寻求共识，强调以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合作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给了普通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一条柔性理性的管道。
华南师范大学讲师、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后褚鎣老师在《反思慈善改革：慈善的政治属性》一书中，以古村之友为案例，深度解读了古村之友是如何以以公民参与为形式，以公共利益的关注与行动为内容，达成了公共利益的实现。
一、“新乡贤”的辉煌
要解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回到我国社会现实来看。在这里，我们要引入一个参照案例，即由古村之友全国志愿者协会（下简称“古村之友”）运作的“新乡贤计划”。
同时，经过几年的运作，古村之友发现，要想保护古村落，不能只靠传统的“居民发动+资金投入”这种模式，而应深入乡村，培养合适的人才。所以，在2015年，古村之友提出要用互联网技术作为支撑，培育一批古村创客。此后，又经过近一年的探索与调整，到2016年8月，古村之友正式引入了“贤”的概念，提出以道德品质作为古村保护人才培育的支点。由此，“新乡贤计划”得以出场。
之所以会提出“新乡贤计划”这个项目，是因为古村之友发现，导致乡村祠堂变少、家谱失落的关键，不在于资金投入少，人才不足，而在于乡村人心涣散。由于受城镇化的影响，乡村既有的宗族的结构正在瓦解。这种内在的困局外在表现就是宗族文化的弱化。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其关键也不在于投入资金的多寡，或引进人才的优劣，而是在于如何重新凝聚人心。
古村之友的这些新乡贤都是从报名者中筛选出来的。它认为，新乡贤应具备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要在经济上发挥带动作用。古村之友提出，新乡贤必须具备互联网技能，且需要具备可持续的运营安排能力。
之所以要求新乡贤具备互联技能，是因为现代社会资源分布广泛，只有会使用互联网，才能吸引足够多的资源，带动乡村发展。所以，古村之友要求报名的新乡贤年龄在45岁之下，且具备高中以上学历。
之所以要求新乡贤具备可持续的运营安排能力，是因为新乡贤提出的项目不能是因为一时情绪冲动提出来的，而应是可持续的。所以，古村之友要求新乡贤具备市场营销、民俗工艺、文化传承、建筑修复、活动会展等能力。
（新乡贤：留住传统古法制糖手艺）
古村之友认为，新乡贤只有具备上述两项能力，才有可能推动项目的自给自足，带领村民们共同致富。比如，有新乡贤通过互联网众筹，募集资金，修复乡村旧屋，将之开发成为民宿，并往里植入多重文化元素，从而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第二，要在道德上担当带头作用。古村之友提出，新乡贤不仅要有经济上的能力，还应具有的道德上的先进性。它认为，新乡贤应该“义利并重，以义为先”。
这里所谓的“义”，指的是四种精神，包括：仁爱、担当、奉献、牺牲。这四种精神是递进关系，其中仁爱注重内修；担当重在职责；奉献主张额外付出；牺牲提倡献出一切。
关于古村之友提出的这四种精神，有两点值得注意：（1）这四种精神不包含西方式的道德价值，如正义、公平、民主等。关于这一点，古村之友创始人汤敏的解释是：“这些价值偏规则，虽然也很好，但没有力量。我提出的这四种精神则偏伦理精神。只有伦理性的精神，才有感召力。”（2）义对利来说是重点，利是为义服务的。汤敏认为：我国乡村存在明显的乡土结构。村民的关系不同于纯粹的市场经济主体间的合作关系，而是更注重感情纽带。所以，村民看到别人有钱，还不顾一切的挣钱，不帮助大家，就会感觉人情冷漠。长此以往，相互间的情感纽带就会断裂。而这时，如果新乡贤具备上述四种精神，则会出手帮助大家，修补这种情感裂痕。比如，有新乡贤在修民宿后，开辟空间，作为老人活动场所；有新乡贤捐款设立基金，关照有困难的乡亲等。这样原本受到影响的人情关系就能得到修复，大家心中都会感觉舒服。
第三，在乡村治理中扮演带头人角色。古村之友希望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扮演带头人的角色。过去，当乡村引入外来投资人时，难免会因为投资方的强势，导致村民吃亏。而这又是社会矛盾的隐患，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而且，在乡村日渐原子化的过程中，投资方要在乡村开展任何工作，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依次去找村民协商。而在这时，如果乡村有一个带头人，则可以这个带头人为支点，撬动整个乡村。新乡贤可以发挥至少两个方面的作用：（1）代表村民与投资方谈判，协商利益，如采用“租金保底，利润分成”的方案；（2）代表资方，向村民招工等。
第四，打破传统的乡绅阶层的固化。古村之友认为，新乡贤不是传统的乡绅。传统的乡绅是通过科举、财富积累等方式获得身份的。这个身份是固化的，这个阶层也是不流动的。乡绅阶层固然也发挥了稳定社会，传承文化的作用，但是因为身份固化，阶层不流动，所以，它也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而新乡贤则是流动的。所以，一旦有更为出众的人物出现，也就会产生新乡贤位置的更替。
古村之友就是根据这四个标准去选择和培育新乡贤的。据介绍，它目前已经培育了200多名新乡贤，分散在全国各地，但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这一项目产生了丰富的产出，具体包括：
第一，经济产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新乡贤在帮助保护古村的同时，还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比如，张会是2016年来到贵州黄泥塘村的，出任镇党委副书记。她发现当地的水族客厅很有特点，就发动水族村民，一起加入到水族客厅的项目中。她发起了一场筹款活动。正好深圳市龙岗区社工委主任赵雄也在当地，于是便将该项目介绍给古村之友。古村之友介入后，向她开放了火堆公益平台，并帮助她开展筹款活动。该项目获得了72名村民的捐助，又通过多方资源筹够了10万元，最终获得配捐的3万元。同时，该项目还得到了新乡贤金奖，奖金为3万元。在水族客厅修复完成后，该项目还与飞越彩虹合唱团达成合作，在项目中植入了文化元素。于是，水族客厅变成了当地的一个旅游景点。
据古村之友介绍，据统计它目前已经在全国完成40个新乡贤项目，其中有10个达到500万年产值。所以，全国新乡贤计划目前的年产值高达5000万。同时，据保守估计，在5年内，它将在全国推动20万名新乡贤，即每个县3名新乡贤，带动200万就业。
（截至2018年6月，古村之友已孵化新乡贤项目300余个。）
第二，文化产出：复兴当地文化元素。新乡贤在当地站稳脚跟后，在古村之友的推动下，会着手复兴当地的文化元素。比如，新乡贤会带头组织，修订家谱，修建祠堂等。
古村之友认为：“古村当中以祠堂为文化的精神高地，以家谱为史志来励志以及传承文化，以祖训和诗词匾额、雕刻作为高级的文化表达形式来传递精神的价值观。”乡村是以这些文化元素来作为情感纽带之承载的，所以，推动这些外在形式的恢复，对于家的情感的传承是很有必要的。
当然，情感纽带的形成，对于经济发展也是有裨益的：一方面，史志传说、文化典籍、祖训诗词和艺术作品等本身就是文化旅游、文化产业、文化活动中的重要元素。如果在文化旅游中穿插进一场新村庙会，会给旅行者增添很多乐趣；另一方面，通过将人们重新凝聚在一起，也可以对接资源，带动一群人共同从事某一行业。比如，在南方某些地区，经常能看到以地区为界的行业聚集，如房地产村、医药村等。这些都说明情感纽带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的意义。
第三，精神产出：恢复当地传统道德。在功利主义的压迫下，传统家族的伦理道德是在步步后退的。这时就需要有人主动站出来，主动挑战这种现状。
但是，在现有环境下，这类人通常被人们耻笑为愚蠢，不现实。比如，一有人谈担当，那些不敢担当的人就会在旁侧嘲笑他，对他指指点点。所以，这时就需要一个机构介入，帮助这些人，给他们以关怀，让他们大胆向前。这样，一种正能量的价值观才能成为主流，在功利主义面前站稳脚跟，成为与理性支柱并立的情感支柱。
古村之友在这方面的产出是很明显的。但凡有新乡贤介入的地方，当地的价值观就都得到更新，比如，人们会变得更为关心村内事务，也愿意关心彼此。
正是由于“新乡贤计划”切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所以该项目一经推出，立刻赢得政府的欢迎。目前，已有多地政府与古村之友达成了合作。比如，山东省扶贫开发基金会与古村之友合办了第一书记扶贫创客大赛；山西省郓城市市委宣传部与古村之友合办了新乡贤大赛。而且，政府不仅出钱兴办活动，还向参加活动的项目提供配捐，甚至是直接资助。比如，在福建柘荣书院修复项目中，政府发现该项目获得大量传播，且带动当地村民积极参与，所以，省市两级政府共同投入30万元，帮助修复该书院。
（山东扶贫创客大赛）
二、慈善的伦理性
那么，新乡贤是不是一个公益项目？它有一些看似是公益项目的要素，比如，它带动公众参与，共同努力解决社会问题；它的产出又是具有公益性的，满足了相当多的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比如带动经济，兴修书院等。但我们认为，这些公益元素不足以使它成为一个公益项目。新乡贤计划的落脚点不是公共利益，而是伦理道德。我们有三个理由：
第一，新乡贤计划主旨的重点不在于实现公共利益。在前文中，我们提及，新乡贤计划的主旨是“义利并重，以义为先”。这说明它的主旨的重点不是公共利益，而是伦理道德，否则“义”就不应在“利”之前。
第二，新乡贤计划的基础不是人们对公共利益的主张。新乡贤计划虽然也调动人们的利益诉求，即以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的方式，实现社会关系的重建，但站在宏观的角度来看，利益诉求却不是这个项目最重要的支脚。相反，新乡贤计划的重要落脚点是人际关系与情感纽带的培育。新乡贤计划将较大的力气投入到遴选和培育乡贤上，并以此为着力点，建立围绕在新乡贤周围的关系网络和情感纽带。这些做法是正统的公益项目所不会涉及的。正统的公益项目应将目光聚焦在项目上，以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而不是分大块的精力去培育什么人际关系与感情。这也说明新乡贤计划的依托不是公共利益，而是情感。
第三，新乡贤计划的主要成果不是公共利益。新乡贤计划的成果有很多。其中有不少是有关利益的内容，如乡村书院、乡村文化、土法工艺等。但这些并不是最主要的成果，因为这些成果的产生都是为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成果做准备的，即伦理体。
所谓伦理体，又称伦理体系，即以家中的情感为内核，以家人为元素，以伦理关系为经纬的集合体。要理解伦理体，必须先理解我国社会。众所周知，我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即一个以“家”为基本形态的伦理体。我们中国人分辨与他人关系的亲疏，重点在于看对方是否是“自己人”。如果是自己人，便予以信任；反之，则疏远之。而这是否是“自己人”的判断，其背后潜藏的是一种伦理关系构建与否的判断，即将对方是否将已被纳入到了自己的“家人”的范围之中。只不过，这种家人是一种扩大化的家人，是一种关于家之伦理的扩大化认识的产物。而基于这一认识所凝聚形成的群体也即上述伦理体，或“家”。新乡贤计划最重要的成果正是培育了这个伦理体。新乡贤计划的所有产出，包括经济、文化、道德等都是围绕于这一目的而准备的。如果这一产出不能出现，其余产出便没有意义，这个项目就是失败的。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新乡贤计划为何要提出那样古怪的宗旨，要做那样费力的培育工作。其实，它并不是想要做什么公益事业，它想做的就是培育这样一个牢固的伦理体。这个伦理体是我国社会的根基，只有能够重构这样的根基，我国社会才能长久稳定与发展。
而只要搞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清楚的看到，新乡贤计划的主要成果断乎不是公共利益，因为公共利益只讨论“正义”，而不涉及这种家人之间的伦理问题，公共利益要构建的社会形态是契约式的共同体，而不是家。
所以，我们认为新乡贤计划绝不是一个公益项目。那么，它又能是一个什么项目呢？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慈善项目，而且是一个中国式的慈善项目。它将重点放在了“家”的伦理上，并围绕它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培育熟人关系网络。熟人关系网络是伦理体的基础。人与人之间只有先熟络起来，才可能建立起所谓的家人间的伦理关系。这种关系网络的建立，需要双方都放开心扉，将对方纳入到自己的熟人圈中，将对方当做“自己人”。
新乡贤计划在这方面施了很多力。比如，新乡贤计划只选择能够凝聚村民的申请人成为新乡贤；新乡贤计划帮助新乡贤筹集资金，共同完成乡村保护项目；新乡贤计划带动新乡贤修建祠堂，修订家谱，复兴乡村文化等。
第二，在关系中填入“爱”的情感。有了熟人关系网络，不代表伦理体已然成型，因为这时我们只塑造了伦理体的形式，却没有填入伦理体的实质。这一实质就是“爱”的情感。一个伦理体中的人，只有相爱，才能凝聚。
笔者在这里提及的爱不是西方所谓的“博爱”，而是家人之爱。在家的结构下，人们的爱都指向自己的家人。人们爱自己的家人，并愿意接受家人的爱。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符合中国社会特点的伦理体。
新乡贤计划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新乡贤计划主张以义为先；新乡贤计划梳理并公开新乡贤的四种精神；新乡贤计划要求新乡贤不能只顾自己挣钱，必须要注重乡村情感平衡，要回报村民；新乡贤以家谱、祠堂等为载体，重新凝聚人心，汇成一个爱的网络。
所以，新乡贤计划所做的主要事情是建立了一个以熟人关系网络为基础，以对家人的爱为内核的伦理体。这是新乡贤计划的主要内容，也是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面向。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得出了一个初步结论，即慈善事业不能仅有利益这一个单一面向，而更需要情感这一面向。慈善事业的重要依凭是伦理体，而它的重要作用也正是促进伦理体。
由是，我们看到，乡人之间的救助，立足于同乡之情，表现为“爱”的情感的注入。而这种救助之所以能够实现，正是立足于两人同属于一个伦理体；而其之作用也正在于巩固这一伦理体。
但如果这一事情是出现在两个纯粹的陌生人之间，则人们多会考虑利益得失，而不愿意轻易出手。究其原因，就在于两者不属于同一个伦理体，则慈善的伦理性也将无的放矢。
同时，我们认为，人的抉择皆是由两条脉络支撑的：情感与理性。在情感全然退场的情况下，人们就只有凭据理性来作出决策了。这就是利益选择之由来。
本文收录于褚鎣：《反思慈善改革：慈善的政治属性》一书。
本文转载自南山慈善学人，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