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承载的是，我们的祖先作为人类族群中的一员曾经留下的印记。当文化遗产遭遇气候变化，会有什么样的新危机，又会迸发出来怎样的新机会？7月17日下午，绿色和平、气象科学科普工作室联合主办、华风创新承办、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指导的“文明的温度：气候变化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挑战”文化沙龙在北京举办。本场沙龙邀请了来自文物保护、文化遗产研究及气候变化领域的专家，围绕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挑战与行动方向展开了一场跨专业的讨论。
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不应该仅仅局限在自然科学话语、能源话语的层面，气候变化也和我们的文化生活与身份认同息息相关。《文明的温度》研究项目，分析了气候变化正在给中国西北地区的气候模式造成显著影响，温度的上升和降水模式的变化，给中国西北地区拥有的大量自汉唐以来的历史遗迹——石窟、雕塑、壁画、建筑等艺术瑰宝——带来新的风险。
沙龙现场 ©Greenpeace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前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真在致辞中指出，中国西北拥有非常珍贵的历史遗迹与文物，其中甘肃省更被称为石窟之乡。甘肃省是气候脆弱性地区，气候变化的影响明显。尤其是短期强降雨过程和洪水、沙尘暴等极端气象气候灾害，会改变洞窟内的温度、湿度，进而加速文物产生病害，对保存状态欠佳的石窟类文物将造成很大的的破坏。
著名中国美术史专家曹星原女士通过视频发来寄语，她指出文化身份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十分重要，《文明的温度》让大家关注到了气候变化对西北的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地面遗留的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而应对极端天气对文化遗产的影响，则是美术史工作者、文物保护工作者需要努力的方向。
致辞之后，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主任助理李光涵、敦煌研究院保护所研究员王进玉、古村之友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促进中心创始人汤敏、绿色和平的资深研究员李朝以及文化内容创作者、传统神话研究者方佳翮分别在主题分享环节和圆桌环节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以下是这两部分内容的回顾。
01.全球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气候行动
“以前我们在做文物保护研究时只是针对气候条件对于文物本体的影响，并没有把它跟气候变化联系在一起，现在我们有了气候变化的研究知识，关注这个角度是很重要的。”
—— 分享嘉宾 李光涵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主任助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主任助理 李光涵 ©Greenpeac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最早从2005年就开始关注世界遗产跟气候变化话题了，2006年和2007年相继出了几个重要的文件，例如2006年推出的关于世界遗产和气候变化的整体报告，和给成员国应对策略的文书《气候变化与世界遗产》（Climate Change and World Heritage）；以及2007年在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的关于气候变化对于世界遗产影响的国际政策文书《气候变化对世界遗产影响的政策文件》（Policy Document on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World Heritage Properties）。在今年2023年的世界遗产大会上，经过这些年对文书不断的回顾，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在2007年以后第一次对文件进行修正和补充，拭目以待新内容的推出。这里也想说一下巴黎协议，有很多遗产界的人都在关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是全球最大的遗产保护专业协会，在2017年的大会上ICOMOS认可了巴黎协议并且发动文化遗产业界响应支持气候行动。
报告《气候变化与世界遗产》与《气候变化对世界遗产影响的政策文件》
UNESCO对世界遗产做了区分，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混合遗产（即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其中气候变化对文化遗产的影响相对自然遗产更为复杂。因为气候变化除了会对文物本体造成物理影响外，也会对遗产地造成社会和文化影响。例如因为气候条件骤变而影响人们的生计方式，如被迫放弃或改变土地利用（如耕种方法），废弃原本的居住环境，甚至导致环境移民等。这对乡村遗产和文化景观类遗产的影响尤其巨大。因此，在气候变化中保护这些文化遗产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于人类来讲，通过文化遗产里面蕴含的传统知识，有助于我们建立人类社会韧性，来应对更不可知的变化中的未来。反过来，保护文化遗产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也有其积极作用。
文化遗产保护也可以作为减轻气候变化影响的途径，我总结了四个点：
第一，使用遗产知识和传统知识，基于文化的方法（cultural-based solutions）快速和有效地减少碳排放和气候变化适应；
第二，减少土地利用变更本身就是一种可持续的气候适应策略，如保护农业景观、传统村落、传统人地耕种关系，其实就是在减少土地利用变更；
第三，通过合理利用与改造历史建筑遗存，在历史建筑的保护修复以及新建工程里提倡使用低碳、适应地方气候条件的传统建造技术和材料，达到减排的效果；
第四，将气候适应发展原则先置于遗产地旅游开发的设计里，以可持续发展和减少环境影响为目标进行文旅开发；
02.气候之变：石窟寺文物面临的强降雨挑战
“像敦煌莫高窟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需要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才能抵抗住的暴雨，对于其他低级别的文物，现在就应该重视起来准备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 分享嘉宾 王进玉 / 敦煌研究院保护所研究员
敦煌研究院保护所研究员 王进玉 ©Greenpeace
气候变化引起的突发性极端事件，特别是强降雨等灾害性事件，及由此引起的滑坡、泥石流、洪水等对文物本体及载体的危害极大。
2011年6月15-16日，敦煌地区出现大范围连续强降雨天气，降雨量达到40.1mm，2天的降雨量就达到了过去40年的年平均降雨量，致使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的崖体、窟前建筑及洞窟壁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此次事件后，敦煌研究院立即对几处石窟受灾情况进行了检查，国家启动维修工程就列了7项，花费高达上千万。
2019年“七·六”特大暴雨的时候，之前2011、2012年修复过的洞窟都没有问题，但是没有经过防风化防水加固的部位仍出现了表面岩石脱落等损害。这就说明，像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需要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才能抵抗住的暴雨，对于其他县级或还没定级的石窟，遇到一场暴雨，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害。
甘肃的石窟文物在不同地域受到的极端天气影响也不同，位于降雨较多地区的石窟，文物受损的程度会更大。位于马蹄寺的石窟群遗存了十六国、北凉、唐、元、清、民国时期的壁画和彩塑，是中国石窟佛教艺术的重要部分。石窟群中金塔寺的壁画与北朝时期的塑像，艺术价值极高，但它处在祁连山北麓，平均海拔在3000米左右，年降水量约100-500mm，连续降雨、暴雨的次数较多，对开凿在红砂岩壁上的洞窟的危害很大。
再就是洪水和泥石流对莫高窟的影响。大泉河洪水历来是威胁莫高窟安全的重大危险源之一，所以40多年来进行了多次实施修防洪堤工程。2003年防洪坝被加固成百年一遇的标准，但百年一遇没有顶住2007、2011、2012年的洪水。因此2016年完成的防洪坝工程提高到300年一遇，所以在2019年特大洪水时，才保证大泉河的特大洪水在莫高窟的防洪坝内一直处在安全范围之内。
03.古村落文化遗产在气候变化下的新挑战
“尤其是雨季来临之时，每一场雨都堪称文物建筑的催命符……我想我们的探索微不足道，但这些像蚯蚓一样不断松土的行动，把每片土壤松开，让更多人因为保护文化遗产而形成自豪。”
—— 分享嘉宾 汤敏/古村之友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促进中心创始人
古村之友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促进中心创始人 汤敏 ©Greenpeace
从文物保护级别上来分的话，世界文化遗产当然是世界级的，国内有国保、省保级别的。但刚刚李光涵老师讲到保护本土知识和大量平民遗产的重要性，我们古村之友的关注点是市保、县保，甚至没有级别但是具有文化意义的这些遗产，它从级别来讲并不高，但是它的教化意义很大。
下面中国文化研究的数据：截止到2018年，我国有各级不可移动文物76.7万处，而在1985年时约有93万处。在过去的30年间，我国每天平均消失近15处文物，其中大部分是市县级和未定级文物。尤其是雨季来临之时，每一场雨都堪称文物建筑的催命符，没有人撑棚子挡雨两三年就塌了。
图片来自各省市文物局官网数据统计，由古村之友制图
我关心的是这些低级别古建筑文物，它们目前面临的有三个挑战。第一是时间短，三年是漏雨古建最后的寿命，所以三年内必须完成抢救；第二是数量大，今天有不低于20万处低级别濒危文物、不低于百万历史建筑亟待抢救；第三是利用困难，大量低级别文物暂时承担不了利用功能，严重影响保护热情，但是留给未来20年有没有价值？我认为是有的。
由于文物数量巨大，政府人力和财力是顾不过来的，并且民众和民间机构也没有资质进行修缮，最后导致文物只能自生自灭。在没钱也没资质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先去救命。
我发明了个方式——撑棚子。撑棚子是一个临时性急救的保护行动，对大部分村子来讲，操作简单，成本也比较低，棚子撑好之后可以保障古建20年之内不会倒，但如果没有棚子意味着三年之内就没了,这就是目前我们和村子们一起携手保护濒危古建筑的办法。
04 圆桌论坛
——气候变化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挑战
圆桌论坛环节由知名文化内容创作者与传统神话研究者方佳翮作为主持人，邀请上述三位分享嘉宾以及绿色和平气候变化项目资深研究员李朝博士，进一步讨论了气候变化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挑战。
圆桌论坛现场 @Greenpeace
李朝：绿色和平虽然长期关注气候变化风险议题，但是对文物的关注还是稍微晚几年。我们决定正式做气候变化对文物影响的项目主要是因为2021年山西发生强降水事件。当时事件发生后，国内引起了很多关注，我们第一时间和汤敏老师一起策划，赶去现场拍摄和记录古建受损的图片和人物故事，当时就想立刻开启气候变化对文物影响的项目，但是因为疫情原因，到今年才开始项目的讨论和一系列活动。
绿色和平气候变化项目资深研究员 李朝 ©Greenpeace
本次《文明的温度》项目，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敦煌研究院老师一起合作，合作初衷是因为，我们如果想研究气候变化对物质文化遗产具体有哪些影响，就需要通过一个长期观测、监测和了解整个机制，以及现代气候变化对文物造成的影响和千百年来累计的气候变迁造成的影响有怎样的差别，而敦煌研究院这一方面有足够的数据和理论能够提供支持到。同时我们与国家气候中心的老师也有长期合作关系，所以在气象数据方面我们能做到补充，我们也希望通过打破学科之间的数据壁垒，开启跨学科的针对气候变化的研究。
李光涵：当回答游客作为人为因素是否会对物质文化遗产造成损害与风险时，答案是肯定的，例如人多会增加物理摩擦、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和很多无机颜料发生反应，包括外界光线进入等等，都会对文物造成影响。但是这些人为因素是能够通过限流等管理手段来控制的，而气候变化下极端气候事件的突然发生对文物造成的巨大毁坏，是更不可测和极端的。
关于遗产保护跟气候变化中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国家开展这个研究是比国际滞后的，不是说我们没有研究基础，只是我们过去的研究过程中：第一，没有把气候条件与长期气候变化数据联系在一起；第二，极端天气变多这是逐渐意识到的，比如山西古建近年遭受的暴雨灾害。山西属于黄土高原，本应气候干燥，整体而言降水量没有那么大，所以当暴雨来临，它的传统建造方法和材料是无法应对如此频繁的降雨和巨大的雨水量的。
我们目前的壁垒是需要把物质文化遗产的病害跟气候变化及其现象很系统的梳理到一起，包括很量化的做，这是有难度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报告是有意义的，要往这个方向去。
汤敏：文化遗产界现在出现了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巨大，甚至出现了“阶层固化”。像敦煌这种国家级的，或是世界级的世界文化遗产，和大量的平民文化遗产、乡土文化遗产比起来很多时候是冰火九重天。但级别低的文化遗产不代表不值得被保护。
我认为随着人们文化水平提高，文化需求也需要升级。当人们越来越去尊重，或是从自己的本土文化和知识中找力量，中国文化信仰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氛围会形成，大量乡土文化遗产就不会担心没人管了。例如，在中国南部的福建和广东，乡土传统文化保存和传承得比较好，自己村里面会自觉地保护当地的文物。
王进玉：通过本次参与《文明的温度》的研究，应该说气候变化对文化遗产，特别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是有很大影响的。刚才汤敏老师说文化遗产的分级，我很赞同和支持低级别文物也应当被保护，因为很多文物一开始没认识到的价值，有时会随着研究发现价值越来越高。
根据目前的情况，气候变化已经在加剧，我希望全国各地每个省文物主管部门都能把三个级别的石窟或不可移动文物通盘管理，虽然它等级低，但是应该先“救命”后“治病”，先保证不要让它坍毁，在这个基础上再研究它的价值，这样的话从应对气候变化对文物损害这方面就能前进一大步。
李光涵：从文化遗产保护角度来说，（目前）大量的保护技术还是在所谓的反应性保护上，即发生病害之后我们去治病害。虽然预防性保护的重要性大家说了很多年，但真正投入的资金和努力相对较少。
方佳翮：通过读书，我看到敦煌这个地方作为当时中西方交流的一个枢纽地带，它不仅是汉传佛教信众会在这开凿洞窟，建立自己的精神信仰空间，也是多文化融合交流的一个地方。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物流，可以理解为现在的顺丰，他们背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我们这，再换我们的东西去他们那，所以在丝绸之路上可以看到很多石窟里面的壁画和造像，有很多有很强的粟特风格。
敦煌为什么是全人类的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它告诉我们一件事，在整个欧亚大陆，或整个全球有人类生存的板块上，最重要、交流最激烈的一个文化圈，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并且一步一步把这些影响传递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这就是文化遗产留给后人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