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季刊第八期：“国士”的来龙去脉与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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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是中国传统文化里一个永恒的话题。因为它的概念范围是不断扩大和发展的，从先秦时期的失地游士，发展到为政府服务的职业官僚。它所吸纳的对象也从先秦没落旧贵族逐步推进到普通的自由民。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就成为士大夫普遍称许的“无双国士”。可以说，能在历史上留名，并成为“国士”，是职业士大夫们毕生的追求。一部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国士及其士大夫文化体系占据了重要地位。

这一期《新乡贤季刊》择取了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华人文化群体对中国士研究、论述及征用的部分文章，体裁不限，囊括严肃的学术论文，雅俗共赏的学术随笔，新闻访谈、报道及历史小故事，以郷读者。

其中包括著名华人学者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认为中国士大夫文化应该能够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源头之一。在台湾的新儒家、诗人龚鹏程的笔下，晚清的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继承和发扬传统中国士人里“侠义”与“刚健”的文化性格，并将之利用到革命实践中去。

在具体案例里，明末广东士人屈大均（号翁山）更被许为中国古代诗坛里最后一个有冠名的诗人——“诗侠”。这些集中体现在士人身上的道德精神还体现在种种成书于古代，并带有文学创作色彩的历史小故事之中，例如清官李勉在赶考时为了不幸身故的陌生考生同学办理丧事，而且不收分文的例子。类似的故事版本，笔者在大诗人李白的文学故事那里也曾读到，不过他换了个叙述角度，就是一起游山玩水的同学摔死了，李白挺剑和欲啖食尸体的饿虎对峙三天三夜，终于饿虎含恨而去，李白带着同学的遗体下山。

对国士一词的关注进一步扩大到各种新兴社会文化事业中去。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历代士大夫及文化人去褒扬、仿效以及重复创作这类故事？中国现代新儒家、学者钱穆为教化而误判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冠名“丁龙讲座”的中国人丁龙籍贯，或可提供一些思考的路径。

那么士的精神，对现代生活和现代社会的功用如何，又应该如何有区别地继承和接纳呢？一位试图解构儒学士大夫的学者所言或不无道理，尽管他在设置证据链之时，或带有一定的主观意识。但是，对学术探索和讨论而言，做到绝对客观，只能是一种主观上无限接近的良好愿望。

作为新文化作家的周作人在踢倒旧文化后为何会采取士大夫这个词语来称呼新文化造就的新人，中西汇通的陈寅恪们筚路蓝缕，继绝学不如开新学而创设敦煌学。出身潮州饶平，一生毁誉参半的民国文化奇士张竞生博士，在身后数十年后被人们重新关注，“他对当下的启示，仍有意义”，以及已故著名语言学家季羡林先生说既然历代贤达良莠不齐，那么他愿意在《百年国士》一书里“敬陪末座”。诸如此类，都是不同的故事版本和实践范例。

愿我们能在来自不同方向的主观之中，成功借力，并能就此带出有关于士文化和精神传承的问题，以继续阅读、思考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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