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关系：以人为本还是以资为本？

作者｜张慧鹏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6期   

原标题｜毛泽东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与启示   

全文共8858字，预计阅读时间为18分钟。

▍西方发展经济学视野下的城乡关系发展规律

城乡分离和对立是近代以来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的过程。由于人口和生产资料的集中会产生规模效应和分工效应，提高生产效率，规模越大，效率越高，于是，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各种资源自发地从农村向城市集中，小城市变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变成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到20世纪中期，世界上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先后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很小比例。

二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把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归纳为一般发展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按照同样的路径，就能达到发达国家同样的发达程度。1954年，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刘易斯认为传统的农业部门是落后的，农村存在大量“零值劳动人口”，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长期处于低水平。

而在城市的现代部门（主要是工业）是先进的，可以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从农业部门吸收过剩人口。由于农村大量过剩人口的存在，使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工资可以维持在很低的水平，有利于工业资本的积累，扩大生产规模。只有通过城市化，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两部门才会趋向协调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做的就是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刘易斯的理论经过了拉尼斯—费景汉、乔根森等人的补充和完善，成为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的一般模型。此后的发展经济学家将这一发展模式技术化、数量化，通过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归纳总结，在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之间建立了一种数量上的对应关系。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什么样的工业化率，就应该有什么样的城市化率，这是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普适性。

▍“正统”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城乡关系发展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指出城乡分离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资产阶级时代，城乡分离加速了。

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城乡分离的历史进步性。城乡分离形成的分工和生产社会化，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城乡分离也推动了生产的社会化和交往的社会化，使个体摆脱传统的纽带，摆脱了封闭和愚昧。

但是，不同于资产阶级学者把城乡对立作为永恒范畴，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辩证唯物史观指出，工农城乡对立只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乡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城市化历史进步性的思想。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而只有现代的工业化城市才能创造这样的生产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面对的是极其险恶的外部环境，快速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是关系到苏维埃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套体制能够更加有力地把资源集中在城市，使得苏联迅速成为世界工业强国。这种成就感显然强化了苏联领导人的城市中心主义思想。

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要消除城乡对立，其途径不是发展农村，而是进一步发展城市，通过城市来带动农村：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城乡对立是历史发展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任何挑战客观规律的行为都属于唯意志论，并且必然走向失败，遭遇客观规律的惩罚。至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城乡融合，则被推迟到十分遥远的未来。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成为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层面对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课题。从理论上来说，资源在城市的集中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资源集中程度越高，越能够产生规模效应和分工效应。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英国等早发现代化国家，人口和资源自发地趋向集中，后来的德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赶超先进国家，都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加速人口和资源的集中，从而更快地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

毛泽东本人也曾经认为城市化是发展的一般规律。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迫切地希望实现工业化。由于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国的工业化也照搬了苏联的发展模式，接受了苏联的工业项目援助，在城市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五期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较短时间内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一五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过度重视发展城市和重工业、忽视农业和农村造成的负面效果也显露出来。这是苏联模式的弊端，引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警觉。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

中央开始对苏联发展模式进行认真的反思，试图超越传统发展模式，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农城乡统筹发展的道路。

▍大力推动农村的工业化，使农民就地转化成为工人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特殊国情在于人口体量非常庞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而农村人多地少，如果农村只是发展农业，把人口束缚在土地上，显然无法解决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而如果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势必会导致城市人口膨胀，不堪重负。毛泽东认为，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理想的方式并不是把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工业部门，而是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转化成为工人。

人民公社是农村工业化的重要载体。人民公社被不少人认为是苏联集体农庄的翻版，但事实上，毛泽东所设想的人民公社制度，并不同于苏联的集体农庄。毛泽东明确批评“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他们要使农民永远成为农民。”而毛泽东所倡导的人民公社，则是要大办工业。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要“广泛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毛泽东反复强调，农村不能只搞农业，必须发展工业，并认为大办工业是人民公社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之所在。

由于经验不足，起点很低，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失误，包括“大跃进”过程中形成的较为严重的失误。毛泽东后来总结经验教训时指出：

然而，毛泽东强调农村工业化要逐步推行，并不是不要农村工业化。但是，党内部分领导人却从根本上否定了农村工业化的可能性，批评农村工业化没有效率，违背基本的经济规律，社办工业小而散，与国有工业争资源、争市场，扰乱经济秩序。“大跃进”失败后，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社队工业的发展受到严格限制。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对农村工业化抱很大希望，一有机会就提出农村工业化的设想。这成为毛泽东与一线领导人在发展理念上的冲突。

在毛泽东时代，农村工业化尽管遇到重重阻力，却始终在艰难推进。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农村工业化是毛泽东缩小城乡差别最成功的实践。农村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长期存在的就业压力，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和机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辉煌时期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程度，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农村生活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而乡镇企业正是由毛泽东时代的社队企业发展而来的。今天发展地比较好的集体经济村庄，包括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等等，其集体经济的支柱都是工业。

▍把公共资源更多地投向农村，促进农村的在地城镇化

现代城市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城市不仅意味着先进的生产力，同时也代表着一种先进的生活方式。随着人口和资源在城市集中，城市的各项设施也更加完善。通常来说，城市有优良的基础设施，有良好的医疗、教育、文化等资源，有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这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动力。毛泽东时代，虽然国家尽量控制城乡差距，并且试图消灭城乡差异，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在短期内难以消除。如果实行自由迁移的政策，城乡差距必将使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为了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政府不得不通过户籍制度限制城乡人口流动。

户籍制度完全是无奈之举，政府制定户籍制度并不是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过苦日子，而是要就地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让农村人口也能过上城市类似水平的生活。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中，毛泽东指出：

毛泽东高度重视农村的基础教育问题。毛泽东时代，在教育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国大力发展基础教育，优先保障大多数人受教育的权利。农村学校布局基本以“村村有小学，乡乡有初中”为原则，以便学生就近上学。基础教育的大力发展使我国小学入学率、中学入学率和成人识字率达到同时期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从一个占80%的人口是文盲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将近80%的人口有文化的国家，国民素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965年6月26日，在与医务人员谈话时，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卫生部的工作：

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到农村，解决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国农村开始推行合作医疗制度。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县、公社、生产大队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建立起来，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医疗卫生网。通过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了90%左右的农村人口，保障了城乡居民最基本的医疗需求，其医疗条件和健康状况超过了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大体上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被联合国称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

在改革开放时代，把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奉为圭臬的国内主流经济学家，把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看作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进程。主流经济学家们追捧刘易斯的理论，认为只有通过城市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只有转移了全部农业剩余劳动力，才有可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看法，显然也未能考虑中国的现实国情，中国有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人口，其人口总量超过发达国家总和。城市制造业的发展无论如何也无法吸纳如此庞大规模的劳动力。任由农民涌入城市，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就业问题。

主流经济学家迷信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理论，究竟是什么样的“客观真理”呢？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乡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的必然结果，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就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就是农民等小生产者的无产化，自有到一无所有，否则就无法提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大规模的商品化劳动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资本驱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积累。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是受益者，积累了巨额财富，而工人阶级是被剥削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城市集中了大量的人口，创造了雄伟壮丽的繁荣景象，然而：

这一过程普遍持续了有上百年的历史，期间始终伴随着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的侵略和掠夺，伴随着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总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绝不是一幅美好的画卷，而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成的历史。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世界盛行的现代化理论，却把这段历史极大地美化了，把其中的苦难、矛盾和冲突都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当作历史发展进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在现代化理论家眼中，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就是现代化的普适道路，发展中国家只要亦步亦趋地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就能达到同样的发展水平。沿着这一逻辑，西方学者开始构建出一套技术指标，用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水平。

现代化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服务于资本主义国家称霸世界的需要。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实现了民族独立，面临发展道路的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对新独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受到很大挑战。在这种竞争压力下，资本主义国家积极抢夺第三世界国家，除了直接的武装干涉、扶植代理人等方式之外，还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展示经济成就，来吸引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则把资本主义体系合理化，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归纳为人类社会线性进化的单一道路，成为强大的意识形态武器。

发展经济学用科学的说辞掩盖了其意识形态性，对于那些渴望“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着实有诱惑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展现给世人的是一幅光鲜亮丽的形象，似乎发展中国家也能达到这种目标。然而，这种期望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首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才达到今天的状况。农村人口是逐步转移到城市中去的，城市化的进程相对缓和。即便如此，广大劳动人民仍然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发展中国家重复西方国家城市化道路，其人民要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

其次，截至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没有出现城市贫民窟。他们有着特殊的条件，人口规模较小，资源比较丰裕，并且在工业化过程中，完成了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了下来，这就极大地缓解了人口压力。即便如此，英法等国还是通过对外殖民扩张和海外移民来解决内部的人口压力。

1820年，英国总人口大约1200万，此后的100年间，英国的对外移民达1600万，这期间整个欧洲迁往“新世界”的人口高达5000万。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显然已经不再具备这些条件。

第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能够光鲜亮丽，是由于他们在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处在有利地位，能够从广大发展中国家吸取资源，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而第三世界国家在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处于受剥削的不利地位，其内部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二战后一些亚非拉国家，受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片面地将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同于现代化，采用激进的方式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结果深陷泥潭，难以自拔。这方面，最值得引以为戒的是拉丁美洲。自20世纪50年代起，拉美国家陆续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政府试图通过城市化来解决农村问题，采取了重工轻农的发展政策，结果导致城乡差距迅速扩大。拉美各国政府对人口流动也没有任何政策限制，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毫无秩序地涌入城市。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衰败。

同时，私有化的土地制度和扶持大资本的农业政策，使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在农村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进一步迫使农民离开农村。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并不能完全吸纳这些劳动力，很多进城劳动力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只能从事没有任何保障的临时性工作。进不去城市，回不去农村，拉美国家的城市里形成规模庞大的贫民窟。

据统计，拉美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内。城乡二元结构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引发更大的矛盾，甚至陷入持续的经济衰退与社会动荡。发展经济学美妙的承诺无一例外地落空了。

相比之下，毛泽东所探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恰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毛泽东看来，工业化和城市化固然能够发展生产力，但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里的人民，既包括城市居民，也包括农村居民。

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城市化率，追求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忘记了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就会本末倒置，成为“唯生产力论”。毛泽东始终致力于消灭“三大差别”，虽然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彻底消灭“三大差别”还无法实现，但各种经济社会政策始终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在毛泽东时代，在工业化启动的初期，农业为工业提供了大量的资本积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与此同时，工业也对农业进行了反哺。

特别是到了1970年代，国家工业体系基本建成之后，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在加大，在国家计划调节下，农用工业品的价格被不断下调，以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国家也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生活差距。国家采取了“先生产再生活”的发展战略，当时的城市主要是生产型城市，而不是消费型城市。农村固然很穷，但城市的工人也长期处于很低的工资水平，城乡差距客观存在，但始终受到严格控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都在逐步提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内主流经济学家极力推崇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试图通过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时至今日，农民工数量已经突破2.6亿，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突破50%，然而，对于数以亿计的进城的农民工而言，城市却并没有让生活更美好，他们成为廉价的劳动力，受到资本的残酷剥削。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即便如此，城市的制造业仍然无法完全吸纳全部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大量的进城农民工找不到固定的工作，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大城市人满为患，出现各种“城市病”，而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却出现严重的空心化问题。面对严峻的三农问题，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方案，推动农村土地私有化，把农民进一步转移到城市，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重新审视毛泽东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实践，可以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在发展理念上，要充分认识农村的价值，尊重农村的主体性。传统的发展理念把城市文明凌驾于乡村文明之上，城市代表着文明和先进，乡村则代表着愚昧和落后，发展就是要用城市消灭农村。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发展理念，只会使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中国是一个超级人口大国，这是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国情，按照现有的人口增长速度，即便未来中国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仍然有将近5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事实上，城市固然有城市的优点，农村也有农村的优势，城乡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当前，我国大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愈发严重，乡村的生态优势就体现了出来，乡村旅游的日益兴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在政策导向上，政府要把更多的公共资源投向农村。资源的集中会带来集聚效应，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资源会自发地趋向集中，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小城市流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但城市的无限膨胀，也会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市场配置资源方面有其固有的缺陷。

因此，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要把公共资源更多地向农村配置，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改善水、电、路、气、房，建设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搞好居住环境的绿化与美化，把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向农村配置，让农民居民也能共享发展成果，甚至获得更好的生活品质。

第三，要高度重视农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增强农村的内生发展能力。农村的发展，关键在于产业。农村完全可以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例如现代生态农业、农产品的深加工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生态旅游产业、健康养老产业等等，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些特色产业的发展，既可以就近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又可以促进农村内生发展，与城市形成优势互补。

张慧鹏，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