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乡贤应该怎样去引领文明乡风？

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灵魂,为其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而文明的乡风不仅是乡风建设卓有成效的外在展现,更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精神层面的高要求。

文明乡风指的是村民的思想道德、乡村社会风尚以及人们的世界观处于相对进步的状态的表现。文明乡风的形成离不开生产生活、村容村貌、基层社会管理几个方面,并与其有机统一,相得益彰。但在转型时期乡村社会背景下,乡风不文明现象以及引发的问题仍然存在。因此,村民整体素质的高低、乡村社会风气健康与否、乡村生活环境质量的好坏以及基层社会治理是否民主公开等,都是乡风是否文明的衡量标准和外在表现。

首先,村民整体素质的有效提升。素质指的是人的知识、技能和品德等方面的综合水平,村民的整体素质代表了村民的思想状况、文化水平、知识技能等整体的综合情况。村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有利于推进乡村社会公序良俗的建设,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因而,作为文明乡风建设主体,提高其整体素质,有利于乡风塑造活动的推进。因此,村民整体素质的有效提升是乡风在观念意识领域进步的重要表现,也是文明乡风塑造的关键。

其次,乡村社会风气的明显改善。乡风反映的是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村民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处世态度、精神面貌以及道德修养等。良好的社会风气,是乡村治理的精神动力,不仅能孕育淳朴的民风、优良的家风,还可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而乡村社会中尚存的不良风气和不稳定因素,势必会影响农民的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甚至危及社会的安定。因此,加强文明乡风塑造的力度,移风易俗,推动社会风气的改善,为乡村的善治提供保障。

第三,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社会秩序稳定与否是衡量乡村社会是否安全,人民是否安居乐业的标准。邓小平曾说过,农村社会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农村不稳定必然影响整个政治局势。然而,由于受到小农意识、个人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出现如拐卖妇女儿童、偷盗抢劫,掺杂使假、强买强卖,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等现象,对乡村社会稳定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因而,淳朴的民风、良好的乡风,可以防止不良行为的出现,能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良好的安定的社

会环境。

第四,乡村生活环境的整洁优质。乡村生活环境是文明乡风直观的外在表现,不仅包含了村容村貌的整洁干净,如街道无垃圾随意堆放,道路整洁平整,房屋建设合理规划等等方面,还体现在生活方式的优质,如健康合理的生活消费、充实有度的精神生活以及闲暇生活。文明的乡风意味着村容村貌由以往的“脏乱差”转变为“洁净好”,在乡村建设规划等硬件设施的建设上也不同以往的杂乱无章而形成规划有序,农民不良生活习惯的转变、精神生活的充实以及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等乡风文明最直观的表现。

第五,基层社会治理的公开民主。基层社会治理的公开民主为文明乡风塑造提供政治环境的支持。同时,基层公开民主的治理氛围是政治文明在乡村社会的重要体现。胡锦涛曾强调:“进一步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并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公开民主的环境是激发农民主人翁意识,提升其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为乡村治理提供政策、智力支持的基础和保障。因此,乡村社会政治生活和谐有序、基层治理公开民主不仅是文明理念内化于民行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是基层政治民主的重要体现。

乡贤是由先贤祭祀演变而来的。乡贤之祀始于汉末,源于“孔融为北海相,以甄士然祀与社”的典故。先贤祭祀活动在中国古代十分庄重,太庙祭祀、孔庙祭祀以及各地的先贤祠,主要祭祀皇室先祖、历代贤者大儒和名臣义士。乡贤作为我国历史上传统社会的杰出人物,其以个人品行卓越、对社会事务有责任担当、为民谋福谋利、乐善好施等优良品格,被乡民所敬仰。因此,挖掘传统社会乡贤教化民众、规范乡里、带领向善等方面的功用,对于转型时期文明乡风的塑造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中国古代社会,乡贤以其自身学识、气度、德行等优秀的品格和事迹,激励和影响着闾里风气,成为教化乡民的重要标杆。

廉村是开闽第一进士薛令之故里,同时是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廉政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因薛令之刚正不阿、清廉自好的品德,而受到唐肃宗嘉许,并敕封他所在村为“廉村”而得名。经调研走访廉村,在明月祠中供奉薛令之的塑像,在雕像上方悬挂着“覆载资生”四个大字牌匾,寓意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官一任要为民服务、造福苍生”。廉村村民从小就耳濡目染薛令之的故事,廉村文化氛围也因此逐步形成。薛令之清正廉洁的人文精神教化着当地民众,影响与造就了廉村人求学从仕的思想,并在廉村形成一种以崇宗敬祖、清正廉明的人文传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除了品德高尚而流芳后世的乡贤,还有学识渊博、受人敬仰的乡贤。这类型的乡贤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感化和教化乡民,为后人所敬仰。如明嘉靖年间平民思想家颜钧,泰州学派重要代表人,其创作出的“大中学”宣传“急救人心”的道德救世思想,大胆揭露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重在如何“做人”、“救世”。

颜钧毕生致力于言传身教,教化乡邻,为的是匡救时弊,力挽糜烂世风,开启民智。颜钧讲学促教化的思想和精神,影响和波及后世诸多思想家。经课题组调研上虞区小越镇倪梁村,走访明末名臣倪元璐的故乡。调研得知,倪梁村党组织十分重视乡贤文化,并建立乡贤参事会,积极宣传以倪元璐为代表的倪氏家族的“忠于国家,孝顺父母,关爱他人”的为人处世观,并形成了以“孝义和善”为主题的人文精神。同时,该村将“孝义和善”作为本村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观,以期塑造和完善村民的人文品格,将倪家精神传承。

村规民约对社会秩序起到一种约束作用。传统社会的乡贤不仅致力于地方公益事业,同时在通过制定乡规民约来规范乡土秩序。古代贤人治村的历史经验丰富,诸如《周礼》中曾记载过“德化主义”乡贤建村理念;宋代蓝田人吕大钧制定并推行的《吕氏乡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村规民约”。吕大钧制定《吕氏乡约》目的在于对民众教化,改善地方风俗,卓有成效。《吕氏乡约》对中国乡村有着重要作用,影响着乡村中的礼俗教化,作为后世乡约的范本,其承担着维持社会秩序、规范乡里的重要作用。

家训家规也是人的精神品格的具体化。家乃固国之本,家庭教育在中国古代同样受到重视。家庭的德育教育是人们价值观念形成的最初场域,对于人价值观念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中国古代最有名、流传最广的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被誉为“古今家训之祖”,在对后世人们立身、治家、处事、为学、为人等产生深厚影响,进而约束后人在社会中的言行举止。

带领向善是一种引导作用。传统的乡贤多是在当地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知名度和声望的人,其言行能够垂范乡里,不仅在文化上传播教化乡民、在维持社会秩序上能化解纷争、在困难时期周济乡民等方面有突出贡献。

南宋乡贤李发,其倚靠着雄厚的财力,持续从事慈善三十年,赈济地方灾民无数。李发的善举在当时具有极强的榜样作用,不仅鼓励社会向善、行善之风,而且功德无量,滋阴子孙。晚明浙江嘉善地区连续遭受大荒灾,嘉善士绅丁宾、陈龙正,组织“同善会”,发挥地方士绅力量,进行赈灾,清剿土匪,维持社会治安,并为民呼吁减轻负担。古代社会乡贤不仅具有丰厚的经济实力,同时乐忠于地方公益事业,其涵养、行为在地方上形成向善向上的精神力量。

经调研福建省福鼎市翁江萧家得知,翁江萧家是慈善大家,自萧氏移迀翁江后,前后捐资为地方公益事业的资金达到万金,并先后被受赠“福臻畴九”和“乐善好施”两块牌匾。据该村长描述,萧家乐善好施的佳言事迹一直流传乡里,村民受其影响颇广,由此在地方间形成乐于行施的社会风气,对当地的乡民产生精神影响,引导和激励后人不断效仿。

文明乡风是衡量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的标杆,民风淳朴、思想健康、环境整洁、社会安定是评判文明乡风的重要指标。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乡土社会所养成的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处处产生流弊。俗文化、陈规陋习、愚风昧俗等不文明因素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对转型期乡村社会文明乡风的塑造提出种种挑战。但是,乡贤作为现代社会和乡村社会的纽带,对重拾乡土温情和重塑文明乡风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笔者于2016年8月走访调研浙江省上虞区乡贤研宄会、上虞区丰惠镇乡贤馆、崧厦镇祝温村、小越愧梁村等地方,汲取当地经验,为乡贤引领文明乡风培育提供经验支撑。

乡贤行为具有社会标杆作用,在地方上形成感召力。上虞崧厦镇祝温村在乡贤杭兰英的带领下改头换面,实现道路硬化、河道净化、村庄绿化、路灯亮化,并建成了享有“四园”美誉的集花园、乐园、公园和家园于一体的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经课题组走访了解,上虞崧厦镇祝温村通过开展“乡贤回归”工程,借助乡贤的凝聚和感召力量,吸引外在、外出乡贤回乡,激发他们反哺家乡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首先,杭兰英以身示范。杭兰英在为乡村建设过程中,坚持以自身为标杆,尽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先后为村整治河道、造路、帮扶困难户等捐资捐款达到48余万元。其次,发挥自身感召力和影响力,为村建设凝聚资金。如,外出乡贤陈坤校、沈百坤、桑苗祥、沈兴华、沈百华等,先后为村道路建设、慈善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捐款145余万元;除此之外,还有在村乡贤祝小华、王国荣、桑安光、桑柏山、王银昌、祝华丽等,他们分别为村文教卫生、扶贫帮困、五水共治等事业建设,为村捐款共计50余万元等。在杭兰英的带动下,众多乡贤纷纷捐款捐资,至2015年,累计捐款达400多万元。

在乡贤杭兰英书记的呼吁下,众新乡贤为家乡捐资建设,出谋划策,推进了村容村貌,人居环境的改进,同时在村中形成互帮互助,乐于奉献的良好风气。

乡贤言行具有导向作用,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和谐的乡风是文明乡风塑造的关键。村党总支书记杭兰英事迹在上虞崧廈镇祝温村已家喻户晓,并形成了“和谐、互助、开拓、有为”的人文环境。在调研过程中,笔者被带领参观了村创业文化史陈列室、人和长廊等地方,脸听村歌《祝愿温馨》。祝温村处处弥漫着“人和、心齐、风正、气顺”的祝温精神和“和谐祝温”的文明风气。

上虞崧厦镇祝温村50余米长的“乡贤美德长廊”,展示着杭兰英、陈坤校为代表的十名乡贤能人的佳言事迹。自美德长廊建成以来,村民对这些乡贤的善行义举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使得乡民得到教育和感化。同时,村民沈百坤、桑苗祥等共同出资,成立了祝温村文化礼堂乡贤公益基金和文化礼堂乡贤理事会,在积极推动乡村文化事业发展贡献一己之力。而且,近年来从祝温村外出村民致富后反哺桑梓,建设家乡的事迹频频见报,据不完全统计有将近550人次捐款近700万元。这些数据表明,发挥乡贤的主体引导和表率作用,有利于乡村公共精神的培育和乡情的凝聚,形成积极向上的和谐民风,从而激励和带动更多乡贤致力于家乡建设的和反哺,让村民实实在在的共享文化建设成果。

乡贤德行显著,是社会矛盾的缓和剂。乡贤自身具有公正、公平、友善等品格,契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乡贤身为乡中德高望重者,因其具较高的威信,由其所组成的乡贤组织可以事半功倍的化解民间纠纷。

调研得知,上虞区崧厦镇祝温村获得“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多项荣誉,多年来实现零上访、零违建、零刑事发案率。取得如此成绩,离不开乡贤杭兰英的功劳。首先,杭兰英始终坚持为民服务,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其是新时代“新乡贤”引领文明乡风的鲜活榜样。其次,笔者还调研上虞区丰惠镇双溪村村名委员会,自2014年以来,双溪村委成立乡贤参事会,坚持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标准,发挥乡贤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补位和辅助作用。2015年乡贤参事会的各位乡贤,通过提炼双溪村村规民约,有计划有条件地成立四支有关卫生、创业、文化和社会安全的服务队,并通过定期开展活动,使得乡村环境卫生、村庄建设、法治民主和乡村社会风气的得到有效的改善。

乡贤具有引领力和号召力。经课题组调研,浙江省上虞区乡贤研究会是中国第一家以“乡贤”命名的民间社团,其目的在于对故乡的历史进行挖掘,抢救濒危的文化遗产,以此来弘扬乡贤精神,促进上虞发展。据了解自研宄会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瀕危的乡村文化遗产的挽救和保护。研究会先后对祝英台故里祝氏祖堂、“先贤刘履墓”碑、“宋钱孝子墓”的桥板等濒危的文化遗产进行抢救和修复,并撰写相关文章呼吁对他们的保护。乡贤研宄会的做法,不仅保护了濒危和抢救的文化遗产,同时将乡村历史文化展现于世人眼前,让传统文化和其蕴含的精神品格得以延续和传承。

由于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人们更加追逐于快速发展的现代文化,而对于传统文化置之不理,传统文化出现断层,优秀的传统文化逐渐消逝。而现存的文化遗迹是传统与现代维系的纽带,挽救和传承濒危文化对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文化相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上虞乡贤研究会致力于挖掘上虞宝贵的历史人文资源,宣扬乡贤文化,赋予其新时代的内涵,有利于更好的延续农耕文明,涵养文明乡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