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莆田欧某中杀害邻居全家事件、武汉蔡甸村书记一家惨遭灭门事件,都在剑指基层治理中蕴藏的巨大风险。因为社会是由千万个基层政权组成,基层治理的风险不能未雨绸缪、提早布局,一旦形成蔓延性风险,将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在面对基层治理风险的重大问题上,不能抱有事后妥善解决的思想,而应是事前防灾减灾的思想

在当前国内的各种社会矛盾中,基层治理的风险已经成为了最大和最不可控的灾害源,更应成为社会减灾防灾的重点领域。一场基层治理造成的危机事件,其灾害性影响不亚于一场洪灾、一次地震,在防灾减灾领域要将社会灾害与自然灾害同等重视,未雨绸缪、提前布局,一旦灾害发生,所谓的”妥善处理”是没有资格做到”妥善”的。不但要发挥好举国体制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还要发挥好社会自我防灾减灾、群防群治的社会优势,方能行稳致远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恶性事件发生的背后原因,一方面有治理结构中缺乏低成本高效化解群众矛盾的平台,另一方面也有长时间得不到化解的负面情绪转化为社会恶意,恶意的滋长阻滞了善意发挥作用的空间,人人自危、社会互戕的恶意社会也就悄然形成。

基层社会治理与雨洪治理有异曲同工之妙,基层治理调蓄的是情绪,雨洪治理调蓄的是雨水,情绪有负面情绪、正面情绪之别,甚至极端情绪,雨水有和风细雨、暴风骤雨之别,甚至灭顶洪灾。情绪和雨水一样他们既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同时也可以变成摧毁一切的恶魔,关键在于对他们的调蓄理念和手段。

大禹治水讲究因势利导、与雨水为友,工业时代的城市治水思想一度认为工程技术可以管理好洪水,用管理观念取代了调蓄观念,弱化雨水调蓄、加化雨水排放,随着城市化规模的扩大,强化排放的思想最终汇聚成了更高的洪峰、更大的洪灾,工程技术的雨水管理能力不但没能减少灾难,反而出现了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洪涝灾害,这些故事都是近年来社会的共识。

因此,国家提出了海绵城市的思想,建设雨水海绵来调蓄雨水,所谓雨水海绵就是在土地上分布星罗棋布的小坑塘、小水沟来存储下渗雨水,而不是快速排走快速形成洪峰,一方面减少洪灾的频次和规模,另一方面也让雨水就近润泽田地,以不至于田地板结而不生禾苗。

基层治理中调蓄情绪的逻辑同样如此,在传统的儒家基层社会中,群众的情绪通过宗族、熟人社会中的社会海绵得到一定化解。建国以来,基层治理强化了行政管理的力量,弱化了熟人社会中社会海绵的调蓄作用,加上城市化过程中原有社会海绵遭到了很大的瓦解,客观上导致了各种负面社会情绪的自我调蓄作用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趋稳定,社会结构中再一次表现出对社会海绵的需求,正如千千万万个雨水海绵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土地上,滋润耕田、预防板结;同样也需要千千万万个社会海绵星罗棋布地分布在社会里,滋润心田、预防冷漠。这是当下社会灾害防灾减灾中最关键也最有效的一步。

怎么建设这些社会海绵?去哪儿建设这些社会海绵?雨水海绵的辨别是通过雨水汇至低洼地而形成,社会海绵则是通过公共精神为纽带的熟人共同体形成。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表述的地缘、血缘和学缘为公共纽带形成了老乡会、宗亲会、校友会等熟人共同体,在熟人共同体中各个成员感受共同责任、共同荣誉,更在分歧矛盾时是学会相互包容、理性协商,也在风险困难时学会相互帮助共同抵御

在这些熟人共同体中体现出了社会中最宝贵、也最稀缺的公共精神闪光点,使人们从自我、家庭的私人空间走入到熟人共同体的公共空间,进而才能融入更大范畴的陌生人组成的公共空间。在私人空间中人们追求的更多是利己的个体价值观,在熟人共同体组成的公共空间里则必须思考利他的公共价值观。一个庞大的陌生人社会,则需要更加强大的公共精神才能和谐运转,而熟人共同体的公共精神训练则成为了人们进入陌生社会的前提,一个没有熟人共同体公共精神训练的个体进入陌生社会,很难找到心理平衡和行为准绳,进而成为社会的风险源

客观说,就当下严峻的社会问题背后,一切不以公共精神培育、不以构建熟人共同体为出发点的经济社会建设,都在无形中加速社会崩溃。任何形式的包办、独裁、暗箱操作都可能成为引爆社会恶性事件的导火索。相反,社会需要一场全面激活熟人共同体、全面复兴公共精神的社会行动,在熟人共同体中训练出包容、协商、互助、友爱等公共美德,去化解包办、独裁、武断中的自私、霸蛮、冷漠甚至黑恶的社会劣习。

哪些场景可以激活这些熟人共同体和公共精神?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有一定的差别之处,比如除了地缘、血缘、学缘的传统纽带外,还多了很多兴趣纽带,比如某项运动、某种信仰,但尽管如此,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之深,复兴地缘、血缘、学缘纽带的熟人共同体仍是最具共鸣的,也是培育公共精神最佳的入口。比如大家集资给家族修一部家谱或祠堂,自然快速地积聚宗亲的熟人共同体;比如中学母校号召为母校捐款助学,自然快速地积聚广大在外校友形成熟人共同体;再比如儿时的村庄号召为留守老人成立关爱基金,自然快速地凝聚外出乡亲。

这正是文化传统的博大精深之处,尽管时代不断在变化,但根脉却讲究源远流长,越是传统就代表越经典,至少在社会组织的有效性上,这些传统纽带依旧是生命力最强、最具普惠价值的。围绕熟人共同体和公共精神的培育,可以有千变万化的形态,也有各自因地制宜的手法,可以线上结合线下,可以事件激活社群,也可以基金诱发事件,归根结底,回到社会建设的中心点:熟人共同体和公共精神

正因为熟人共同体和公共精神的至关重要的价值,就不应仅成为群众的单方面行为,而应是政府、媒体、学术、群众多方共同推动的合力。在传统社会中,政府为了激活群众的文化自豪和社会自治能力,鼓励宗族修编族谱、甚至出资激励;政府配资激励义学、义塾建设,取消义田赋税等形式培育熟人共同体的公共精神,快速成长出千千万万个社会海绵体。

不久前,浙江成立了社会建设委员会,与发改委联署办公,在经济高速发展40年后的今天与发改委同等位置来理解社会建设,虽然姗姗来迟,但足见社会建设理应回归的地位。无论经济繁荣还是科技进步,应回到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的价值追求上来,这是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正确方向。所以,我也静待浙江省社建委能早日找到基层社会治理的规律,回归熟人共同体和公共精神的道路,共同营造一个具备自我调蓄、自我净化、自我激励、自我成就的海绵社会,千千万万个社会海绵体就近滋养亿万人民的心田

古村之友汤敏

2021年11月8日

 

作者简介

 

汤敏

古村之友创始人/理事长

爱乡宝&善联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

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副理事长

北京大学硕士、长江商学院EMBA

央视2020乡村振兴人物

建国70年北大70人,深圳鹏城慈善奖

 

古村之友培育乡村群众公共精神的实践之顺德篇 

“善筑乡居”活动围绕顺德区推进的实施1000个“四小园”(小公园、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的美丽乡村工程,提升乡村实质环境;此外,还包括对村居具有乡村文化保育意义的建筑开展活化修缮,激活乡村“善”的精神力量,修复村民的精神家园。发动广东省各高校师生以跨学科、多领域方向聚焦乡村,让乡村更美丽宜居,让家园更和善美好,同时,逐步形成高校与乡村的结对互动,构建创意智慧与乡村振兴长效联动平台,助力人才振兴、多元主体共商共建。

组织架构

独家冠名:顺德农商银行

主办单位:顺德区榕树头村居保育公益基金会

承办单位:顺德区岭南乡村建设研究院

支持单位:深圳市古村之友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促进中心、深圳爱乡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指导单位:顺德区农业农村局、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合作媒体:顺德电视台、广州日报顺德全版、佛山日报、珠江商报、顺德城市网

在参赛团队和各村居的共同努力下,14个村居项目上线“爱乡宝”开展项目线上筹资,让更多村民了解、支持和参与。各村居通过村民发起、线上传播的方式广泛发动,传达共建共享家园的理念,共同推动四小园建设。截至目前,项目线上筹款总额超过26万,支持人数1400多人次

 

“9月13日,古村之友创始人&理事长、爱乡宝董事长、本届大赛顾问汤敏莅临顺德,为此次线上筹款积极体现共建先行的示范村进行互动交流,勒流江义村、龙江左滩村、杏坛龙潭村邀请了关心家乡建设、热心参与公益行动的乡贤出席座谈。”

 
 
 
 

“10月22日古村之友汤敏参加项目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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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社会治理中的公共精神培育

文 | 谈慧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慈善事业等健康发展。”为此,要把培育公共精神作为推进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着力点,以社区公共精神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区公共精神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桥梁纽带。社区是人们生活的共同体,是社会发育的重要场域,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公共精神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是联结社会治理现代化多元要素的桥梁纽带。

一方面,社区公共精神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内在一致性。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于,通过民主化、法治化和组织化的方式将碎片化、松散化、原子化的社会重新组织起来,实现多元治理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社区公共精神是社区居民在日常生产生活、公共参与和休闲娱乐过程中所形成的公共性、公益性和共同性的价值理念。很显然,两者在内涵和路径上具有较强的共性,培育良好的社区公共精神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公共精神的培养和强化有助于加快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另一方面,社区公共精神是联结国家精神和社会精神诉求的桥梁中介。实现国家意志和社会诉求的有效互动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社区公共精神对上可以承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等国家精神,对下能够吸纳人民群众对助人为乐、家国一体、同舟共济、兼济天下等社会精神需求,从而打通国家公共精神意志和社会公共精神场域之间的区隔,实现两者有效互动和融合共生。

此外,社区公共精神是联结多元治理主体的精神纽带。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共治、充满活力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精神层面的思想和文化才是支配各类组织与社会个体行动的内在源动力,仅仅依靠制度建设和技术创新还远远无法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而更重要的是公共精神的培育,只有让公共精神深入人心,才能凝聚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治理,不断激发社会治理活力。

培育公共精神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概念,明确了加强社会治理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强调要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完善国家安全体制。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高度进行谋篇布局,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包括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平安是极重要的民生、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提高社会治理的“四化”水平、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等等,这些精辟论述成为新时代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行动指南。

从价值目标来看,社会治理现代化蕴含了治理理念以人民为中心、治理制度规范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技术智能化、治理资源多样化、治理格局开放化等多元复合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体系,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发挥家教家风的社会治理作用”等增加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无论是“共建共治共享”还是“社会治理共同体”,抑或是“家教家风”,都进一步凸显了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多元性和共同性,体现的是一种公共精神。

显然,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党和国家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解不断深化。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是贯穿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条主线,但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即从治理理念的转变、治理制度的建构、治理结构的优化、治理技术的创新逐渐转向公共精神的培育,从而构建秩序与活力兼具的社会体系。换言之,培育公共精神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目标。

厚植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区公共精神。众所周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原本以单位为载体和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社区共同体逐渐解体,在大流动和大分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区公共精神日渐衰微,影响了人民生活质量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并衍生出大量次生问题,给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为此,要以强化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多元性和共同性为重点,多措并举重塑社区公共精神,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

一是加强宣传、教育和引导,营造社会治理的公共氛围和公共理念。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联系群众、号召群众、组织群众方面的独特功能优势,将党的政治优势、思想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体主义世界观和家国一体天下观,引导社区居民从思想认识上形成公共意识,强化公共精神。

二是健全完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推进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积极为社区多元治理主体搭建参与平台,建立健全社区自治常态化的参与机制,促进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大力扶持社会组织、志愿组织、慈善组织发展,并为其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制度化渠道,以促进公共精神的社区传播;充分发挥协商民主吸纳民意、凝聚共识的政治社会功能,创新社区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协商机制,在常态化、多元化和公共性的协商参与中培育社区公共精神。

三是充分发挥传统熟人社会、村规民约、睦邻友好等自治规则功能,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公共精神的历史养分;科学利用居民公约、微自治、公益创投等现代自治机制,在现代契约和公益理念中发扬公共精神。惟其如此,才能实现传统公共精神的文化底色和现代公共精神的中国特色有机融合,筑牢社区公共精神根基,从而引领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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