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敏，邢晓雯，郑捷

摘要：我国有约2亿的农村常住人口，由此可以推算，与乡村相关的 “涉村人员”至少有10亿。乡村振兴自下而上模式的根本，在于重建基于乡情的熟人小共同体社会，在当下大量村民迁徙进城的背景下，互联网是连接广大涉村人员、激活新乡贤必不可少的工具，进而推动新乡土中国的重建。

关键词：乡村振兴、新乡贤、互联网、乡村善治

一、乡村振兴的成绩与困局

自从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国的乡村得到了无论是政策还是资源上的前所未有的重视与投入，自上而下为主导的乡村振兴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然而，我国有近60万条行政村、270万条自然村，约2亿的农村常住人口，国土面积80%以上是乡村，如此大规模的乡村振兴任务在新时期仍然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困局。已振兴的乡村能否带动未振兴的乡村，不同村庄之间的发展不均衡、不充分可能成为新的矛盾焦点，甚至取代城乡不均衡而成为更严重的社会矛盾。

自上而下的振兴模式如何与基层自主创新模式结合？自上而下的模式能否有效地覆盖到所有乡村？群众习惯了自上而下的主导模式，主动参与的意识退化怎么办？面对这些问题，如无有效的创新社会参与机制，激活群众参与积极性，后期乡村振兴工作将步履维艰，令政府财政压力越来越大。

因此，在乡村振兴自上而下模式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还需要结合更多自下而上的实践路径，来获取新动能、新模式和新效率，以平衡和互补两种模式的优劣。

二、乡村振兴自下而上的新动能——新乡贤

假设有一个1000户籍人口的村庄，这个村庄的在外亲属人口不会低于5000人。以一个常见的农村家庭为例，如果剩下两位老人留守在村里，在外工作或上学的儿子、女儿、儿媳妇、女婿、孙子、孙女等直系亲属的规模大约会超过10人。我国有约2亿的农村常住人口，由此可以推算，与乡村相关的人口（以下笔者简称之为“涉村人员”）至少有10亿。中国传统乡土社会遵循的基于地缘和血缘的差序格局关系，对今天的社会构成仍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这10亿涉村人员所形成的亲情圈，其粘性和凝聚力必然是远远高于朋友圈的。

新乡贤便是在这以亲情为纽带的10亿涉村人员里成长起来的群体。费孝通论述中的传统乡土社会的士绅阶层，是居住于村庄内、在“皇权不下县”的时代充当乡土社会的统治精英和乡村自治领袖。而当前的乡土社会，大量涉村人员已离开村庄，在外打拼，比如沿海地区的华侨群体，虽然在空间上他们已不在乡村生活，但是乡土、乡亲与乡情的纽带，使他们即使身在远方，同样频繁地与家乡发生着联系，通过向老家捐资办学、扶老济幼、修路搭桥等行为来推动家乡振兴。

以中国10亿涉村人员为基数，如果其中1%成为愿意帮助家乡振兴的新乡贤，那么这个规模将达到1000万。以平均每条村子有5000名涉村人员为计，那么每条村子可孵化出50名新乡贤，加上乡村内部平均5人以上的村委会领导班子，将这些人才资源内外结合，形成自下而上的合力，乡村振兴上下贯通的通道就有望打开。

三、乡村善治的新路径——互联网老家社区

10亿涉村人员，1000万新乡贤，300万村干部，这些带有地缘与血缘粘性的群体，蕴含着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以及集体的创造力，构成了乡村振兴自下而上的新动能。可是，这些宝贵的资源，需要通过怎样的渠道和形式组织起来为乡村振兴服务呢？

据笔者观察，当代中国较早通过自下而上的模式振兴乡村的地区在广东和福建沿海，这两个地区早期大批人口“下南洋”谋生，成为了华侨之乡。如今在海外的华侨依然万分怀念自己的故土，真诚感念先祖先辈的艰难创业，所以回报桑梓、振兴家乡成为了华侨共同的心愿。他们频繁地捐助修建家乡祖祠、庙宇等，这些家乡文化之根、精神之根让他们的后代无论身处何处都能追根溯源。

这样的传统可追溯至明清时期，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可传承可复制的自下而上振兴乡村的经验。乡村通过留住文脉，照顾好老人儿童，让无论身在何处的乡贤与华侨都能时刻心系家乡、关爱家乡、捐助家乡、振兴家乡。他们在帮助和关爱家乡的同时又获得亲情慰籍，稳固了乡村人脉圈子关系，事业与亲情都得到了良性互助发展，这是广东、福建沿海一带乡村经济和人才繁荣的文化秘密。

在当前互联网时代，尤其内陆乡村人口向城市移民过程中，形成以乡村亲情为纽带的老家社区也是符合互联网规律的。因此建设以共建乡村文化记忆为纽带的互联网老家圈，如通过互联网筹集资金修建村史馆、村志、祠堂等文化记忆，将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本村人、本族人凝聚于互联网的老家圈里，纵使现实中我们远隔万里，但互联网家园里仍然可以朝夕相对。

老家社区形成，互联网线上筹款，令各种针对老家振兴的模式得以实现：为老家送去旧衣物、旧书籍，为老家捐钱，为家里人甄选保险、农资，帮助家乡消费过剩农产品等等。在这个虚拟的熟人社区中信任将得到重建，乡贤有了发挥热情的正能量舞台，一系列公共事务可以被讨论和公开决策，就连邻里乡亲的红白喜事都可以远程共享。

四、新乡贤与乡村善治后的理想社会

随着新乡贤和虚拟老家社区的不断成长，或许一年，或许三年，线上的老家社区筹集的资金可以逐渐用于现实生活中老人养老、儿童助学、文化繁荣、民俗活动等等。在传统社会里有善堂和义庄这样的民间社会综合服务机构，他们为社区内的抚孤养老、救苦济贫等慈善事业提供支持，新时期这一事业需要通过线上整合身处各地的乡贤与涉村人员，线下开展具体的服务职能，让乡村成为守望互助、鳏寡孤独皆有所养、人尽其才各有所用的和谐社会。

与此同时，互联网老家社区使线上和线下的熟人关系网更加成熟，乡村将自发形成自身的道德伦理、家规族训。熟人小共同体社会是道德产生的基础，人们因为熟悉，会在相互帮助同时相互鞭策、监督，让好的思想和行为在萌芽时就有更多阳光雨露的滋养，让更多恶的念头在萌芽时就得到足够劝诫和帮助。村庄内部的民主决策也因为熟人之间互帮互助而更加公允，基层德治、自治与法治局面越来越成熟。

在古村之友当前开展过的案例中，有不少村庄将内外新乡贤为村庄所做的贡献在互联网里建立一套积分机制，形成“功德银行”。功德银行的积分可以成为村民参与乡村民主选举、村庄议事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因素，让真正有心有力帮助家乡发展的乡贤和干部得到更大的表彰与发展空间。

而随着村庄内部互帮互助和公共资金的壮大，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得到提升，人们还将自发地创造出超越现实和功利的文化艺术形式，让各种民俗曲艺非遗得到创造性传承。这也是传统中国乡土社会为什么会留下如此多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因，根源在于一个互帮互助、自我激励、不断净化的熟人小共同体社会。

五、案例解读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现实中发生的案例来解读新乡贤群体如何运用互联网实现乡村善治。

杭州市萧山区浦阳镇桃北新村许家自然村，从2003年开始就走上了新农村改造的路途，随着拆迁的不断推进，许多有历史价值的老建筑也随之损毁殆尽。

许金晶，一名普通的乡镇干部，也是成长于许家村的村民，看在眼里总感觉缺了点什么，“每当我走进空荡荡的祠堂里，除了供奉着历代的祖宗牌位外，没有一丝丝活生生的味道。”

在今年的四月份，许金晶参访了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风坞村的两座抗战纪念馆，通过负责人周寅了解到古村之友，了解到互联网筹款的作用。于是，他电话联系古村之友，希望通过线上的筹款，为村里筹建一座村史馆，承载这里的文化，以此凝聚人心。

在与古村之友的工作人员沟通调整之后，“建一座村史馆，送养蒙文化回家”项目随后在互联网平台上线。这一项目得到很多公众支持，深圳市众志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基金会也配捐支持6000多元。

在整个互联网筹款传播的推进中，许金晶得到了村里人的支持，村里的老人纷纷将家里的老物件捐赠给村史馆，萧山当地一名小有名气的历史专家，特意将他收集珍藏的在桃北新村旧址挖掘出的珍贵印纹陶片、石器、陶底无偿捐赠给村史馆，也有身在外地的乡亲通过互联网，看到他的工作，辗转联系到他，交付对自己有重大意义的珍贵老照片和老物件：几乎已经断了联系的在外乡亲，通过这个项目重新和家乡取得了联系，也得到了参与家乡建设的机会。有个素未谋面的女士特地把一张具有他们家族记忆的珍贵老照片寄过来。还有一位已外出打拼的老乡把家里的老船船舵、父辈老照片都给了他们，他说——大海航行靠舵手，说这个船舵是我们村里的历史象征，想通过这个告诉子孙后代：受过去的条件所限，不知有多少人整船整船地在船舵之下滑落消失，让他们要好好珍惜今天的生活。

许金晶说：“我们村是靠航运起家的，应该让后代了解这段历史。而这些老物件，就是连接过去的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