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他是一个颇具思想创造力和学术创新力的学者，他的观点引起过思想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于热烈讨论。他的演讲稿《理想主义与大学》、《科学工作者的祖国》在网上广为传播，他为《大道之行》一书撰写的序言《信仰人民》在微信上阅读量达千万次，并引发强烈共鸣与反响。

今天由古村之友向大家推荐潘教授的著作《信仰人民》。在潘教授的《信仰人民》一书中，收录了这篇演讲稿《论公正》，提到当今社会关系里的公正问题。他谈到两个：一是市场机制与公正，二是社会组织与公正。

第一，市场机制与公正

市场是创造财富的机制。市场机制无疑非常重要。然而，市场也制造出社会分化。纯粹靠市场，即便富如美国也有很多人无法安居。社会不平等不团结，国家就难安定。

市场与政府干预的关系不是停滞的，而是动态的，没有抽象和绝对正确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什么决定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百姓、是民心。一旦大众有了新认识，政府就要调整。不跟着民心走就是不公、不正，就会被大众抛弃。支撑国家的不是市场，是民心。市场和政府都不是目的。人民和人民的利益才是目的。

人民的利益不是抽象的或者过去和将来的，而是具体的、眼下的。养小送老就是中国人的核心利益。这意味着医疗和教育的均等化。若是政策导致医疗和教育越来越不平等，养小和送老变得越来越艰难，群众越来越疯狂追求金钱而没机会参与体育和文化活动，那“现代化”还有什么意义？

富帮穷，青壮年帮老年，没病的帮有病的，就是我们百姓理解的社会主义大家庭。

我们支持市场竞争，让每个人发挥聪明才智，让能干的人先富裕起来，让经济兴旺发达。同时，我们也要求竞争的起点越来越公平、公正，我们还要求生命的终点越来越有同等的尊严。

第二、社会组织与公正

古今中外，世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能单独治理社会，都需要群众组织起来自我治理。原因有两个：一是政府必须雇很多人才可能顾及关涉家庭间关系的“小事”，那注定会拖垮财政，无论财政盘子多大。二是“清官难断家务事”，科层体系分门别类，专业化程度高，依法治国，有能力办“大事”，没能力办“小事”。大是大非由法律管、小是小非由自治组织依照习惯管。

能干的政府可以取代居民社区自治组织吗？市场，或者说企业，可以替代社区自治组织吗？市场打破了我国社会原有的城乡结构，全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严重削弱了原有的居住和工作社区。自由用工的企业无法替代社区自治组织。由于缺少了社区自治组织，有组织的政府面对无组织的亿万分散群众，不得不大量雇用临时工。而”越维稳越不稳“，财政日渐捉襟见肘，企业和百姓税费负担急剧增加。

自然社区是我国伦理道德的基础。家国同构，不爱家乡怎么可能爱国家？组织起来，一个个小家庭就组成互帮互助的大家庭，就有了公共生活。有了公共生活才有公德。每个自然社区里的公德是全社会公德的基础。

自然社区是办“小事”的组织，能在法律之外调节群众此的利益，让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拥有公正。

自然社区还是人民权力的主要载体。组织起来才有“人民”，不组织起来就只有个人和群众。没有人民就谈不上人民的权力和权益（权利）。组织起来的人民才能对政府进行最有效的监督。

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中国重要社会关系里的公正？我的答案是：咱老百姓的心里有杆秤。

——节选自《信仰人民》第四章回归民本主义《论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