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

古村之友收到一份书籍封面图

这是黑龙江古村之友牵头人何文珍发来的

这个封面他们前后沟通修改了多次

单是风格就有3个底版

终于

《山上，山下–大兴安岭鄂伦春人的口述与青年学生的感悟》

他们历时两年的搜集

八个月的整理、撰写、校对的书籍

就要在九月份由香港文艺出版社出版啦

主编何文珍

《山上，山下–大兴安岭鄂伦春人的口述与青年学生的感悟》一书主编何文珍，东北林业大学2014级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现已被香港中文大学可持续旅游社会科学硕士录取。他积极投身古村公益普查游学和少数民族口述历史公益活动，也是公益组织“南京市乡约古村镇保护与发展中心”的创立者、“乡约-中国青年学生古村公益普查”活动总发起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古村之友志愿者” 牵头人，带动众多青年学生参与其中。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建筑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艳说：

何同学做了我一直想做却没做的事情，抢救地方民俗记忆，用口述史的方式加以整理记录。一个时代一个地域里一种文化的一个切片，当地的民俗、生活、老人以及发生在他们命运中的故事，构成了一地的风土人文，串成了一支民族文化的谱系。

抢救记录民间的口述历史，是一件与时间赛跑的事情，复杂、琐碎又综合的信息整理，试图拖住历史的脚步，在当下的环境里对过去发问，思考与启迪。

我们人类总是在不断的失忆中前进，重复着同样的错误，仿佛我们没有记忆一样。正统的历史，往往由统治者书写，体现了政治的意图，鲜少有真实而旷日持久的民间境况与声音。因此，口述史的记录，真实的反映和记录着民间文化的具体一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因为只有民间，才是民族文化的河床，真实的历史和文明在这里传播和沉淀。

难能可贵的是，这部口述史作品中，有记录，有发问，更有思考。一群负有复兴民族文化责任感的年轻人，勇敢地去探索被时代遗忘的文明角落，用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坚持，为这一方土地留声，并试图去探索可能的传承发展路径。

 

这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

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记录鄂伦春

看看何文珍所写的序言，或许能帮大家解惑

我们勇敢地做了一回“人类学家”

2018年4月30日，是我第五次前往大兴安岭，回哈尔滨之前，我总是习惯在塔河县城去拜访关小云老师。关小云老师在大兴安岭地区基层民族战线工作了至少20年，她为弘扬鄂伦春民族文化和传承民族精神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骑着大兴安岭奔跑的鹿”。我和关老师经常在微信中彼此问候联系，她也不时地跟我谈起当地的发展状况。那一次，关老师让我在她的提名册上写点东西，我想也没想就写下：大兴安岭白银纳、十八站鄂伦春族聚居地是我的第二故乡。

写完我才意识到，在大学两年，我已经融入了鄂伦春族，我已经和他们结下了最深厚的友谊，享受到了他们民族最高的礼遇。我本想只是凭借着自身的兴趣去记录这个边疆民族的历史变迁，去见证他们迁徙进程中的悲壮风情，然后带到城市展现给世人，让更多本土的与非本土的同学都去关注这个逐渐被遗忘的领域。后来，才发现，我们作为局外人，从他们身上看到的其实是真正的自己。

1.从“量化”到“质性”

从前，我一直深信人们的理性思维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社会，量化方法才是社会科学的关键，一直以来，我们学着如何去脱离、去理解那些看起来是空中楼阁的理论，学着在对社会现实缺少直面接触的情况下，咀嚼他人的文献和思想，通过操弄数据来了解所谓的社会变化的趋势。当我上了张艳老师《质性研究方法》后，在我看来，再怎么精确的数字也许并不如听爷爷奶奶们讲自己生命的故事有趣。

再者，我曾经做过几次量化研究，一次是关于国人的幸福感，一次是关于大学生节能减排行为与意识的状况，那些冷冰冰的数字与符号所分析的原因和得出的结论往往又多是研究者本身自我的臆想，我并不觉得它能真实地反映内心的世界和社会的状况，反而那一个个感性的故事就像是一条条柔软的小溪穿梭在岩石之间，质性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立体了、更加生动了、更加有血肉了，就像要掀起新娘的盖头，期待而惊喜。我在兴安岭真切地感受到不同文化对同一概念的感知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而这种微妙的感受是肯定无法用数字体现出来的，也无需用数字来表达。

在规规矩矩的大学学习之中，我慢慢想去寻找到自身的兴趣，我想去检验一下所学的这些知识是否是具有科学性，慢慢学会了去提问，去质疑。后来，我越发觉得大学里的理论是枯燥无趣的，但是如果我一味地去追求实践又会感觉虚无缥缈，处于一个无根的状态。逐渐地，我又回归到理论世界，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指导，我无法走得更远。所以在大学里，我对于理论的认识呈现出以下的路径：由不知道什么是理论到感知理论的无趣，便趾高气扬想去实地大干一番，真正到后期却发现自己没有根基，最后又回归理论，现在想再次从理论出发，再去重新寻找自己。

我一直把田野当作我生活中的一面镜子，在镜子之中，尤其这面大镜子矗立在这样一片纯净的大兴安岭土壤之中，矗立在这个古老的人间法则、生态智慧之中，把我自己照得赤裸裸，我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如何长大的？我应该秉持什么样的价值观在这个社会生存？

2.“人文世界，无处不田野”

我之前在网上胡乱地翻阅人类学书籍，偶然看到了《天真的人类学家》那本书。我一开始觉得人类学家实在太自私了，凭什么进入他人的生活？多浪费别人的时间？所谓的参与式观察就足够真正了解他们眼中的世界吗？能给他们的生活带去什么改变吗？那些民族志真的能对这个世界有什么贡献吗？到底还是给你研究者带来好处吧！可是，直到我来到了大兴安岭，往往返返两年内，我意识到，认识“他者”其实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自身的改变，又通过做一个合格的“他者”来影响身边的人，全世界会因为你的点滴行动而变得更加美好。

奈吉尔说，“人类学告诉你人们如何生活，也告诉你做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但是它不能告诉你人们应该怎样生活。那需要智慧，而智慧并不包含在任何学科之中。“

成长在大兴安岭这片土地上的人总是很博学，他们总是对于这个社会和自然界有着自己的认识，这种认识又往往是超越他们本身的学历水平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认识是最本真的。而往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年纪越大，学历越高，或者在某个领域钻研得很深的人，他们会慢慢给自己挖一口井，尽管多数人都会遇到自己可口甘甜的水，但是他们会越陷越深，回过头看上方的天空就小了，就会以为自己的这口井就是整个世界，殊不知其他人也有自己的井。

我向来都以一个很低的、自然的姿态，而非高傲的、刻意的姿态去进行访谈。我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道理，人与人之间就是一个平等互相学习的过程。很多东西都是无法一蹴而就的，我也很难摒弃我的生活和身份带来的长久形成的思维模式与说话方式，也不用刻意去摒弃，我能做的微小的改变便是当这一切给我带来的细微之处时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人与人之间该到底如何彼此理解，终究得多诉说，多倾听；两个世界之间该如何彼此理解，终究得多接触，多交流。那我们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又或者，我们不是他们吗？又或者，我们应该留下些什么吗？研究者的身份，常常让我感到不自在，我一方面纠结着用何种姿势和身份进入田野会让我的“田野对象”感到舒适，并方便后续研究的开展，一方面又受到某种不可明状的道德约束，我是否应该介入以及我的介入是否有效果。

而最让我舒适的时刻，往往是当我忘记自己的身份的时刻，往往是我把自己当作鄂伦春人的时候，以一个本土的个体，去切实感受兴安岭的人间冷暖的时候，用最谦逊的姿态去学习、最真诚的心态去交往的时候。而每每就是这样的时刻，这种微妙的关系中我本来的一味期待的回报似乎并不刻意，一切都是那样顺其自然，这恐怕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人文世界，无处不田野”吧！把每一个生活的场景都当做一次田野调查去学习、去成长。

 

3“生命深处的相遇”

人大概是走不出舒适区的吧？当我向城里人讲述大兴安岭的故事时，很多人都向往这种平静的生活，然而多少人不是带着自身的一种有形的优越感去看待鄂伦春人呢？人们在渴望到达田野的同时，但是又受不了田野的生存环境。我真是运气好，莫名地就与大兴安岭产生了联系，遇到那么多善良的人们，愿意抽出时间和我分享他们的生命历程，他们说，因为是我的真诚打动了他们，愿意和我一起遥想当年。每每想起这几年的事情，我就感觉我大学的生命大部分都是围绕着大兴安岭，而大兴安岭的魂也被我带进了城市，这是不是人们所说的“生命深处的相遇”？

我与大兴安岭的这些对话的内容也是深深浅浅，有时关乎国家政治、社会变迁，有时又只是人们对生活很细微的愿望，展示的也是千姿百态的生命体验中的一个个侧面。但是无论我们在说什么，我们之间却慢慢形成了一种吸引力的场，他们慢慢向我敞开心扉，尝试去想起曾经的关于个体在社会中的大变迁，他们的生活是很少与大历史环境背景同步的，但却被战争和国家政策所动摇，比如清朝的索伦八旗编制、从大兴安岭下山定居的安排、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等，我们记录的只是沧海一粟，但却反射了不同时期的边疆政策，再现了北方民族失去家园流离迁徙的悲壮，这意味着我和我的小伙伴都参与聆听了一次生命史实的分享。

书中讲述了从山上到山下的支离破碎的历史片段，这些反映了鄂伦春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变迁的过程。这个国家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也是由这一个个个体创造并决定。他们身上的故事，讲着童年，讲着青春，讲着爱情，讲着感恩，讲着执着，讲着无奈，讲着挣扎，讲着生存，讲着敬畏，讲着悲伤，讲着不易被人察觉的梦想，讲着在大历史环境变迁之下，一个个小人物的一生，讲着明知道这个世界并不美好，却依然不言乏力，乐观地活着，讲着另一个世界的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

那就从这里开始吧！生命的相遇总是喜悦又神奇。

 

何文珍

2018年5月10日于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