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之友汤敏专访收录进《北大人在深圳》

《北大人在深圳》是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与北京大学深圳校友会联合推出的校友系列采访及参访项目，为献礼北大120周年校庆与改革开放40年所作。

书中收录了25位校友的采访稿，并集结成书，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吴云东和北京大学深圳校友会会长刘水为联合主编。《北大人在深圳》将作为北大120周年校庆深圳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部分。

书中收录了北大25位优秀校友的专访

在看到《北大人在深圳》（第一辑）的成书后，古村之友创始人汤敏感慨道：“庆祝母校北大120周年生日，深圳校友会，北大深圳研究生院推出《北大人在深圳（第一辑）》出版，非常荣幸古村之友和我与章必功，海闻，蒋溪林，厉伟，王宏彬，刘水等25位优秀校友一起，被收录进这部书里，作为一位致力于公益和社会创新这么一新兴领域中的师弟、晚辈，不忘为何出发，以报答学校和师长们的认同与鼓励。也感谢越来越多北大校友投身公益，关注积极健康的社会变革与创新，一个积极健康的社会更需要这批有影响力有学识的精英深度参与进来。”

古村之友也将会坚守初心，以古村保护活化为载体，以“新乡贤工程”、“村村有慈善”为抓手，复兴乡土文化，激活民间公益慈善土壤，关注积极的社会变革与创新，也希望越来越多有影响力、有学识的精英深度参与古村之友的公益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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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专访原文：

成为一个“公益家”

——校友汤敏专访

人物介绍

汤敏，四川达州人，2009届北京大学人文地理硕士。全国最大的古村落志愿者公益组织——“古村之友”的创始人和理事长，古村落志愿组织领域乃至互联网公益领域的先锋带头人。“古村之友”及其团队目前已荣获第四届中国慈展会项目大赛金奖、2014-2015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提名、中国文物基金会传统村落守护者杰出团队奖等多项荣誉。

“我是一个干公益的人，或许做这个的人都是比较蠢的，为什么？就是那股傻劲要在的。我们这帮人相对来讲可能是比较搁不下一些东西，不能释怀一些东西。”

这个自称“比较蠢”的人是07级北大校友汤敏，他创建的公益组织“古村之友”已成为我国古村镇领域规模最大的公益组织。他带领的团队先后保护了梅州围龙屋、云南剑川沙溪古镇、浙江金华后溪村，打响河南马固村“中原文物保护公益诉讼第一案”。

短短三年多，2014年11月创立的“全国古村落志愿者网络”（简称“古村之友”）已覆盖全国三十个省、近千个县市共计数万古村落保护与活化志愿者社群，古村之友研发与支持中心设于深圳市，为志愿者社群搭建平台、研发模式，共同推动古村落的全面保护与活化。现在的“古村之友”正处于高速发展期，汤敏也已在公益圈小有名气。从大学到社会，他为何走上了公益这条比较小众的路，又是什么东西让他搁不下？

在南燕埋下种子

在哈尔滨读本科的汤敏2007年来到北大深研院就读景观设计（地理学）专业，他对深圳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没有春夏秋冬，不像在东北，国庆节一过，树叶全都黄了，就知道天要冷了；而在这个四季常青的南方城市，在你无法通过参照物来觉察的时候，时间就溜走了。

据说大部分进北大的人不管是他第一年的本科，还是第一年的研究生，都会有个痛苦的过程。汤敏也不例外，他在研究生一年级的学业上是比较受挫的，按照老师的说法，受挫是故意设计的，就是要先用逻辑、推理和科学击碎过去你在大学教育中所获得的如鱼得水般的优越感，击碎你所沉浸在的过去的那套经验论。这个重新认识的过程是为了让学生建构属于自己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汤敏对这样的教学方式深有感触，但对当时的他来说，却很痛苦。深感郁闷的时候，他会去大沙河畔钓鱼、看鸟、画画，或是采花做手工书签，也时常写点小打小闹的文字来疏解心情。

（注：汤敏出席校庆活动）

在本科读园林专业的时候，汤敏对那套怎么造院子、怎么堆石头、怎么理水的教学法不是特别的认同。这种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的受教在汤敏看来远远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于是，他从大二开始几乎就不上学校的课了，在班级里稳稳盘踞了倒数第一的位置。同时，他将别人花在课堂上的时间挪到了图书馆，在这里，他不仅邂逅了几段精神频率一致的青涩纯真的感情，还了解到了中国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领域的著名学者俞孔坚的理论。他认为俞孔坚老师将中国的城乡发展土地伦理上升到了“道”的层面，原来用风水架构起来的那套沦为封建迷信的土地伦理，使这个学科在发展道路上处处制肘，仍然停留在建筑和园林规划上，而俞孔坚老师讲的景观超越了这个框架，讲的是“土地之道”，这种宏大的格局和情怀让汤敏无限向往。

当时北京大学的景观设计的硕士项目正是由俞孔坚老师负责，因而即便明知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汤敏还是坚定地报考了这个专业。好不容易在千军万马中挤过了独木桥，来到北大深研院，成为俞孔坚老师的门生，却发现挑战刚刚开始。班上27名同学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当时，这个专业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俞孔坚老师从法国、德国请了一大批外籍资深老师来给他们讲课，全英文授课让学生们苦不堪言，外籍老师们常常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Stupid Guy”，汤敏是被骂的最多的那个学生。

“上北大之后，我同样延续了我在本科时候的臭毛病（逃课泡图书馆），又变成倒数第一名了。我觉得北大可能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人群当中，我不愿意去与他人发生太多的竞争，同学们都在走的路，我就觉得不想走，可能主要是也走不过。”汤敏认为，自已在一个规定化的模式下做不到那么精细，时常会惶恐地思索着既定的标准会把自已带到哪儿去？这种方式能不能真正的有效？如果真的有效，这么多人都已经在那儿有效了，还需要我干什么呢？于是他又渐渐地脱离学校给的这套教育体制，不怎么上课了。

本科和研究生期间的汤敏，已经把图书馆当作了大本营，直到现在，他还能说出大学城图书馆从A到Z的图书的大致类别。不局限于专业领域的大量阅读让他多了一些对社会不一样的看法，他发现围绕着老师描绘的理想，靠一个学科或者说靠真理的声音，很多时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比如俞孔坚老师20年前就已经在呼吁城乡建设要考虑整体生态，20年来一直在寻求落实这个理念，但这20年恰好是破坏最严重的20年。俗话说“学的文武艺，货于帝王家”，那么除了政府以外，是不是还可以有另外一条通道来改变城乡建设领域存在的问题？汤敏渐渐地有了这种感知：答案或许就是社会公共参与的提高。城乡规划这个行业应当是极其重视公共参与的，像梁思成那样的著名学者当年想要保护北京城的老建筑都非常困难，说明不是谁的声音大能决定的。要靠什么呢？要有一套公共参与的制度来让这个社会站在真理的身后，这样才能起到作用。

公共参与的朦胧种子已经埋下，汤敏在南国北大这个延续着自由开放的环境里学习着各个领域的知识，感受着关注社会发展和公共责任的北大传统。但距离他真正走上公益这条道路，还需要时间的磨砺。

原来这个是公益啊

2009年毕业，汤敏作为“西部大开发计划”引进人才进入了成都市规划局工作，成为“重点培养对象”。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四川人，汤敏觉得20多年过去了，家乡都没发生重大而有益的变化，他有责任回到这片土地。但回去之后，他发现体制内的运行模式在不断冲击着他内心的价值观，“如果没上北大我可能就老老实实给他们画图去了，反正领导说了就算，一切服从领导，这就是最大的价值观。”

一年多以后，汤敏回了一趟北大校园，看到学校里李大钊等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北大人的雕塑，这些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丰碑式的人物在这一刻带给他无法名状的触动。“他们的精神放在那里，印记都在的。他们一直都没有只为自己的名利，只为自己的个人前途去做事。而我在这里如果说是为奔前途，做一些违心的事情，我无法面对自己，无法面对北大。”

汤敏决定辞职，他的心中始终存着一个心愿，就是他必须在俞孔坚老师开辟的道路之外另辟蹊径，然后与恩师会师。“现在我跟我老师干的事情，可能完全不一样，但是从价值观上来讲是高度一致的，就像他曾经是红一方面军，我现在又做出了一个红三方面军，只是我从红一方面军脱胎出来一股红三方面军，我们终会在下一个地点相聚。”

离开成都的汤敏将下一站选在了杭州。对于城市规划专业来说，大致的就业方向一是去房地产开发企业，另外一个就是规划院。汤敏这次选择了一家规划类咨询机构，主要是给政府提供参考方案。但他很快发现，当咨询机构自己要挣钱的时候，它的一切说辞都变成了用来获取利益的幌子。但也是在这家公司的时候，他开始迈出了通往“公益家”的第一步——举办了“可持续城市公益论坛”。

（注：汤敏演讲照片）

“我给老百姓讲什么样的环境是正常的人居观念，讲这些有的比较空洞，比如讲生态，讲要修绿道。除了这些，我会告诉他们更关切的政府的规划图应该如何来看，这些都是和老百姓利益相关的。” 一直以来，汤敏都喜欢用没有太多束缚的、真诚的方式与人交流，包括跟领导和同事聊天，笔耕不辍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样做主要是在梳理自己，有东西不说出去真的会憋的慌。这种渴望分享与传播的欲望更让他踏上了杭州图书馆的市民讲堂，他认为演讲本质上也是进行公共建设的一个基础部分，现在“古村之友”相比其他公益组织比较厉害的地方在于有思考后的创新，这种东西能够更好的传播出去。

2012年，在杭州定居两年的汤敏去了一家策划公司。相比咨询公司，策划公司的优势在于可以引导政府规划。在这家公司里，汤敏跟着策划领域的前辈翘楚王志纲学到了不少专业领域的知识，但出于管理的需要，不允许员工存在社会身份。因此，在这里呆了不到一年，汤敏选择去上海的一家投资机构。

这些跳槽的经历给了汤敏不断认知自己的机会，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在去上海的投资机构之前，汤敏利用空闲的几个月做了件有意思的事情，就像一种生活体验。他白天去饭店刷盘子，晚上熬夜写文章赚钱。汤敏说自已去刷盘子其实是想锻炼内心的容量，“我48个小学同学，只有4个上了初中。如果我没有这种认知的话，其实我无法接近童年的伙伴，你这个距离很远的，他每次回去会感觉说，你鼻孔朝天了，但本质上是因为我们之间的生活轨迹的关系，而不是个人的性格品质的问题，我又想让最宝贵年华中跟他们的记忆重新激活，所以我真的是要去体验这件事情。”

到现在说起这段生活，汤敏仍会想起当时一起刷盘子的大姐们的简单、开朗与善良。这段日子不长，刷盘子的经历让汤敏觉得自已能够低得下去，并且乐于跟像这些大姐们一样的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接触；同时，写文章的自由职业状态让他意识到自已有能力不依赖某个组织和朝九晚五的工作生存下来。“这样你就敢去真正向你的理想冲锋了”汤敏的眼里透着喜悦与自信。

在投资机构做了不到一年，自觉调性不合的汤敏又转投奥雅设计，同样出身北大的师姐李方悦亲自面试了他。在这里他感到自已的激情被点燃了，经常心甘情愿的工作到晚上12点。在这里，汤敏还发起过很多行业内的论战，微博的出现更是让他如虎添翼，新的传播方式激发了他锐意发声，发声又促进他不断思考。在专业领域的论战既让他在业内有了知名度，也让他看到了学术圈子存在的一些积弊，且短期内难以改变。汤敏意识到专业理想要通过一场社会觉醒来完成。

在这个时候，他正好接触到了公益圈，他去参加了第一季阿拉善SEE“创绿家计划”。“原来我干的这件事情它的正规通道是叫公益，公益是一个以为公共利益发声和寻找解决方案的正当职业。我就感觉特别带劲了。过去都是兼职嘛，在政府、在企业里头做公益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限制，我发现有个东西是它专门为公共利益说话的，所以我就去做了。”

从0到1的古村之友

汤敏终于开始将自己定位为公益人的角色，他也一直在做着有关公益的事情，但全身心的投入还需要一个契机，2014年6月保护梅州围龙屋事件就是这样一个水到渠成的机缘。

梅州围龙屋是一种富有特色的典型汉族民居建筑，从建筑风格到民风民俗处处展示了客家的人文历史，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象征。汤敏从业内朋友那里听说“按照新规划，围龙屋要被拆迁”的消息，就迅速召集了一群志愿者去梅州调查情况。审时度势后，他明白围龙屋是完全能够保护下来的，但因为开发商想要卖地开发，使了一些伎俩想把围龙屋拆掉。

到了现场的汤敏看到大量推土机在祖祠的上面匍匐待命，祖祠里依然安放着牌位、祖训和画像。“包括建筑本身的用心，可以感觉到这个家族一直被这样的精神激励着。比如说一个小孩从小到大看到他祖辈的种种事迹，激发的荣誉感是可以驱使人奋斗一辈子的。一个国家的历史上写不了几个人，但是人人都有家谱，人人都有家史，重新塑造每个家族的励志史诗，那能让这个家族真的是持续不断地昌盛兴隆，祠堂实际上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陈列馆”汤敏说着当时的触动。

在那样一个风声鹤唳的对峙中，空气中弥漫着一触即发的火药味，村民们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长时间处于这种要盯住自已的东西不被人给破坏的状态是会魔怔的。”于是汤敏立即组织志愿者去疏导，与他们以往干环保的时候那种极其勇士的方式不同，这次，他们以非常柔软的方式来做沟通。“因为祠堂的背后是一群普通的想保护自家老房子的人，家的背后是极柔软的东西。”汤敏这样解释。

保护围龙屋的行动断断续续持续了三个多月，回到深圳的汤敏写了几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却因此涉嫌寻衅滋事被警方协助调查，直到核实清楚情况才让他回家。最终，梅州围龙屋事件得到广泛的舆论关注，在时任广东省领导的批示下，围龙屋保存了下来。

这件事给汤敏带来很大的启发。毫无疑问，公益组织在这种冲突事件中可以起到平衡和稳定的作用，全国上下还是有一大批人关心着古村落，这在参与的每个人内心都种下了一颗保护古村落的种子。如果将这股力量汇聚起来呢？汤敏借助网络发起倡议，立即有一群人跟贴，汤敏一个一个加完微信好友后，给每个地区都建立了一个群，河南的、广东的、四川的、浙江的……这个网络初步建成之后，他利用业余时间去各地巡讲，和各地的志愿者联系。那个时候的“古村之友”叫做“全国古村落志愿者网络”，并以这个名称申报获得了“深圳市创意设计七彩奖”的第一名。颁奖嘉宾说“你们干了一项社会设计，这个设计比一个产品的设计更具有价值。” 当时的汤敏仍然属于奥雅设计的员工，之后出于公益组织自身发展的考虑，汤敏在2015年6月离开了奥雅设计，正式开启了“公益家”之路。

说起“古村之友”这个名字的来源，汤敏称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来源于“自然之友”，“自然之友”是梁思成先生的儿子梁从诫先生创办的公益组织，汤敏认同梁先生的公益观念，即：比自己保护了多少环境重要的是感染多少人来关爱自然。对汤敏来说，比他自己保护了多少古村更重要的是使多少人变成了古村之友。此外，也包含着汤敏对梁先生的敬重，梁家一门三代真正体现出了中国士大夫家族的社会责任感，梁从诫先生创建的“自然之友”作为中国民间公益的第一面旗帜，为中国第三方NGO力量的合理化、正规化生存开疆辟土。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有人跟汤敏差不多同时起步做类似的事情。但是别人的想法是一种专家参与治理型的，就是“我是这方面的专家，我这个是最牛的”。这个思维和公众参与的方式有巨大差别。专家的思维是我一定要干到95分，而汤敏的逻辑是，可以舍弃亲自干到95分，但要推动1万个从不及格变成及格。他想做的是一个低门槛高参与的行为，而不是一个高门槛低参与的行为。

他的思路很快得到认可。2015年9月，汤敏以绝对优势获得了中国慈展会项目大赛的第一名， “古村之友”也正式注册成为民间非营利组织，100万的大赛奖金也成为“古村之友”前期运营的基础。11月，第一届“中国古村大会”召开，被认为是中国古村和乡土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到这个时候，“古村之友”的团队已初步搭建起来，汤敏也被圈内人士亲切地称为“村长”。

（注：汤敏出席“首届中国古村大会”）

从建立“古村之友”开始，汤敏就一直想研究乡村的整体景观如何重塑，乡村建筑也有各自的文化意涵，例如祠堂是负责提高凝聚力，文魁塔是振兴文脉的，书院是来进行教学和读书的，风水林是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场所。

（注：汤敏出席“新乡贤大会”）

然而，单个人、单个组织的力量是有限的，面对全国那么多急需保护的村子，“古村之友”该如何做呢？汤敏的想法是“我必须要变成一个铺路者，给他们寻找资源，给他们搭建平台，让他们发展，而不是我自己干了多少事。”为此，“古村之友”在活动模式上不断创新，始终将公益诉讼作为一个有效途径、发起举办了古村镇领域全国性交流展示平台——中国古村镇大会、古村与新乡村主题展、中国新乡贤大会和中国县长大会、自主研发互联网公益PPP模式，广泛应用于新乡贤工程、好家风工程等推动了古村的保护与活化、乡风文明建设。等等。

“古村之友”现在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汤敏说自已在公益道路上走了这些年，到现在还是一个公益创业者。他一直想提一个“公益家”的概念，因为他们这群做公益的人说自己的时候都不太好意思，含含糊糊地介绍自已是“草根公益人”，这实际上是对这个行业非常大的一种不自信。汤敏认为，如果做企业做得好叫“企业家”，公益做出成绩的人自然可以说自已是“公益家”。

作为一名景观设计专业出身的北大人，汤敏有时也畅想着，如果成为一名小有建树的“公益家”之后，他特别希望重新回归设计。过去他之所以不愿意着手做设计的原因是他觉得很多时候设计要适应市场，而他内心难以接受没有与自己价值理念保持一致的设计。经过这些年的对意义的追索、对精神的探寻，他特别想在未来做一些好的设计作品，也是对自己最初梦想的一种回归。

对北大一百二十周年的寄语：

北大在公益事业方面是有传承的，我希望母校能培养更多的学子去关注社会的底层和弱势群体，推动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过程当中，除了经济繁荣之外，也取得社会繁荣和文化繁荣。

——汤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