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慈善与凝聚力的关系
公益慈善有很多的价值与意义，于受助者：扶危济困、助残养老，弱势群体得到帮助，度过难关。于施助者：获得精神愉悦、道德修炼，以及因助人而获得的其他社会回报，比如社会形象，社群资源共享。
但我认为公益更深层的价值应该是：通过施助与受助关系，形成一个基于公益事件而引发的正能量小社会，这个小社会的人们因为一件公益小事相知相识，建立信任，逐渐产生更多的精神激励与物质互助，并逐渐向外感染，带动更多人参与到共同关心的公益事业，以及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商业或政治行为之中。相对于公益项目，我更加看重的是超越公益项目而形成的公益社群，尤其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公益社群。
假想：相隔一条街区的两个关爱古村保护的志愿者，在过去的十年都可能互不相识，但因为一次共同保护行动而相互结识，并形成持续和长久的相互激励与联合行动，逐渐感染越来越多人参与。这是公益的核心价值——形成爱心小社会、增强凝聚力。
为什么凝聚力那么重要？
“团结就是力量”、“众志成城”、 “扶贫先扶志”，这些短语都在讲凝聚力的价值，但我更加关注凝聚力形成后的规则设计与自我管理。人因为各种凝聚力而形成小社会：因为血缘关系而形成家族社会、因为工作而形成同事社会、因为兴趣爱好形成朋友社会。每种社会都会逐渐形成自身的规则和自我管理，以保证所形成的小社会的健康运行。规则被所在小社会所遵守的前提，是形成基本共识，反映和拥护小社会的公共伦理（当然土匪和黑社会的基本伦理会有违社会常识）。
凝聚力的进一步价值在于公共伦理的形成，因为凝聚力的持续作用的增强一定需要形成小社会的公共伦理，小社会的公共伦理会不断约束成员遵守规则，同时对遵守公共伦理的成员提供福利和互助。
而公益是广泛形成超越家族、同事、朋友型小社会的巨大凝结核，发挥公益的凝聚力作用，并通过凝聚力形成各种公益小社会的公共伦理，并向外感染，为认同公共伦理的成员提供各种物质和精神上的互助。
公益慈善、凝聚力、公共伦理与社会善治的关系
社会治理是政府、经营业主、普通民众、社会群体共同构成的相处法则，好的相处法则：各种社会角色和谐相处、社会长治久安。不好的相处法则：几种社会角色相互冲突，最为极端的事件莫过于革命，消灭一个社会角色，牺牲一批人的生命，摧毁一大片山河、城池和文明，这些自然是社会所不愿意看到的，暴力革命是社会善治的天敌。
国家和大社会的相处法则由一个个小社会的相处法则或者公共伦理所构成，公益是形成小社会的凝结核，公益的发育及各个小型公益社会所形成的公共伦理在推动大社会的长治久安。同时公共伦理和渴望和平的小型公益组织，天生具有珍重和平对话和改良社会的基因，因此这些因公益而凝聚起来的小社会，无论对内对外都在推动社会长治久安，抵御社会暴力冲突。
如何成为一个优秀而高效推动社会善治的公益慈善组织
公益组织之于社会最大的价值，在于其推动社会善治。但公益组织在推动社会善治的成效上是有高下之分的，推动公益从行善走向凝聚力建设以及公共伦理形成的深度，决定着公益组织在社会善治方面的成效。
因此不以凝聚力和公共伦理为深度追求的公益组织和公益行为，实质是在浪费社会善治的契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大善人、行善组织、宗教组织都未能有效地阻止哪怕是缓解社会暴力革命。希望这个时代，尤其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公益组织，能超越行善所带来的道德满足与精神愉悦，走向社会凝聚力建设，共同塑造新时期的公共伦理。
我想任何公益组织都存在一个减少社会苦难的梦想，但我们也都知道社会动荡、暴力冲突是制造社会苦难的最大元凶，公益组织的大爱应建立在对社会善治的推动，公益成为社会善治的途径，而非目的，超越公益慈善去对社会凝聚力和公共伦理提出更高要求。不然到了社会撕裂的临界点，多几个慈善家或者明星公益组织，又有何用？除了成为歌颂的对象，面对社会灾难无能为力。
腾讯99公益日、慈善事业与社会善治的辩证关系
首先感谢如腾讯、阿里巴巴等极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投身到社会建设，但是由于其企业作为决策的机制体系，导致了企业社会责任和慈善行为在社会改良的关键问题上是退却的，只关注善款、善行本身，而忽略善款善行背后引发的凝聚力、公共伦理和社会善治的推动，这与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公益逻辑是有巨大差别的。
这正是我对腾讯公益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指摘的原因，对公益的深层意义思考不透彻，将公益仅建立在善款和善行的表象基础上，有意阻碍因公益而形成的凝聚力社群形成，导致无法完成公共伦理与社会善治的良好发育，最后将可能导致麻痹社会，错过社会善治形成的窗口期，致使步入长久的社会动荡。这些夹带私货的行善容易造成更大灾难，在面对企业社会责任、慈善家和技术改良派时，必须警醒和提防“好心办坏事”、甚至误了大事的可能，真正社会问题解决的根本抓手是社会善治，而非企业社会责任和公益慈善，企业社会责任和公益慈善都应将社会善治作为更高要求，才可能行得大善。
甘地、马丁路德金与社会和平改良运动家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当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风险来自社会撕裂后潜在的历史周期律魔咒，之前的数千年的中国社会未曾走出这一劫数，在王朝更迭、暴力革命之间周而复始，而每一个即将倾覆的王朝在当时均是世界第一的GDP，所以社会动荡与繁荣富强的国力并无必然关系。不必避讳社会运动，社会改良运动对和平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具有重要意义，而事实证明，恰恰是中国社会缺少了如甘地、马丁路德金等和平推动社会改良的领袖与社会进步经验，才导致了周而复始的历史周期律。
甘地、马丁路德金和平推动社会改良的经验让国家和民族躲避了暴力冲突的洗劫，他们作为普通人，用爱、信念、凝聚力、公共伦理坚强地捍卫着社会善治，这是用货币、施与、同情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因此，在我心中，当前的中国该渴望有比尔盖茨、扎克伯格类似的大慈善家，更应该渴望有甘地、马丁路德金类似的底层社会改良运动家，他们是避免中国走回历史周期律的主要力量，用爱、信念、凝聚力、公共伦理捍卫社会善治，形成中华民族和平推动社会改良的经验。
结语
社会善治是能长效缓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社会建设，公益慈善应在善心善行的基础上，对凝聚力建设、公共伦理的形成进行有意识地培养。仅建立在善款善行基础上的公益慈善是不深刻的，甚至对全局社会改良是危险的。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仍旧未能系统走出历史周期律的阴影，中国社会仍未形成和平推动改良的经验，这是不容我们沉浸于道德满足和行善荣耀，公益慈善作为社会改良的先锋队，应以建构社会善治为更远大目标，也只有社会善治形成，公益慈善的社会长治久安心愿，才能得以实现。
作者 / 古村之友汤敏
编辑 / 小八
